學術譜系如何跳出“近親繁殖”怪圈

“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云。”

孫悟空拜菩提祖師為師，成為“齊天大圣”。蘇秦、張儀、孫臏、龐涓師從鬼谷子，在戰國亂世縱橫捭闔名揚天下。獲得自然科學桂冠的諾貝爾獎得主之間，“學術譜系”傳承之力也不可小覷。

今年10月，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上帝之手”戴維·貝克的學術出身就可謂“根正苗紅”：其導師蘭迪·謝克曼、祖師爺阿瑟·科恩伯格及祖師爺的導師塞韋羅·奧喬亞都是諾獎得主。

這一現象在諾獎得主中并非孤例。據國際學術期刊《自然》分析，在截至2023年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和經濟學獎項的736位研究者中，有多達702人來自諾獎學術譜系，僅有32位例外。

什么是學術譜系？優秀的學術譜系究竟蘊含著何種力量？學術譜系如何跳出“近親繁殖”怪圈？青年科學家如何選擇學術譜系、在學術繁榮中更好地發展自我？《中國科學報》深度采訪了多位院士專家，解讀這一話題。

學術譜系，不只是知識技能的傳遞

何謂學術譜系？

“在學術體系中，只要有師生關系，就會形成譜系。”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袁江洋對《中國科學報》說。

袁江洋認為，學術譜系不僅是科學家成長的搖籃或內環境，更是其步入職業生涯的立足點，以及展開合作與競爭的重要舞臺和依托。在現代科學制度下，科學家個人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依托學術譜系展開合作與競爭。

在科研圈，學術譜系如同生命演化之樹，有的枝繁葉茂，有的枝葉凋零。

在諾獎得主之中，有一棵令人矚目的“譜系樹”：其根源可追溯至1904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英國劍橋大學卡文迪許實驗室的約翰·斯特拉特，他的學生約瑟夫·湯姆遜在1906年因對氣體導電的理論和實驗研究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湯姆遜又指導出包括他兒子在內的7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2位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該譜系的徒子徒孫中一共產生了228位諾獎得主。

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劉永謀看來，諾獎學術譜系代表的實際上是“名校出名師”“名師出高徒”的現象。總體上看，這是有利于科學事業發展的。

“為什么名師出高徒？首先，名師水平高，身處學科最前沿，更會教學生；其次，名師能吸引最優秀的學生；最后，名師能掌握更多資源，擁有良好的人脈。”劉永謀對《中國科學報》說，“為什么‘名師出高徒’正面意義更多呢？因為科學只有第一，沒有第二。最優秀的人才，就應該跟著最優秀的老師，配置最好的資源，形成科學的‘高峰’。”

事實上，早在20世紀70年代，美國學者哈里特·朱克曼在《科學界的精英：美國的諾貝爾獎金獲得者》一書中，就從科學社會學角度對諾獎得主的學術譜系展開過研究。她認為名師們在造就徒弟和幫徒弟們進入精英行列做準備時，給其灌輸和加強的不僅是知識和技能，還有他們認為在科學界這個階層適用的價值、規范、自我設想和希望。

“那些以后將要獲得諾獎的年輕科學家，很早就被納入了交流他們所從事的領域的新成就的主要渠道。他們知道正在進行哪些最重要的工作、在哪兒進行、由誰進行。”朱克曼說。

鑒于學術譜系對個人職業生涯的重要影響，在科研圈里，學術譜系就如同門派，是很多碩博研究生的“必爭之地”。其背后的邏輯是：選擇加入一個特定的學術譜系，就意味著選擇了某種“學術出身”，一個“靠得住”的學術出身往往會讓人無往不利。

“我們要正視學術譜系發展中的‘馬太效應’。”中國科學院院士周忠和說，“但同時學術譜系反映了一種學術繼承關系，其發展過程如同一棵樹木的生長，既有內在因素，也需要不斷汲取外部營養、抵抗疾病、拓展空間。”

“近親繁殖”，當心“異化”的學術傳承

在學術譜系的傳承中，一種現象并不罕見：師徒兩代或一脈相承的“老中青”三代學者扎堆在某一高校或科研院所內的大團隊。有時，甚至會出現一個學術譜系“四世同堂”的現象。

這種現象在科研圈有一個“貶義”的名稱：學術“近親繁殖”。

對此，北京某“雙一流”高校教授陳誠（化名）認為，學術譜系和“近親繁殖”雖然都是指同一個學術圈內的師承關系，但有本質區別。后者專指那些在學術聘用過程中依賴關系網而非個人能力的行為。

很多情況下，導師本著“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觀念，在聘用過程中將學生留在自己身邊。從導師角度來看，這樣做辦起事來更“方便”，有利于擴大自己在業內的影響力；從學生角度來說，留在導師身邊也能得到“照應”。

但無形之中，這使得學術譜系的傳承被異化。

“學術譜系的發展在根本上要靠學術創新能力。但‘近親繁殖’的師生扎堆，思想往往雷同，學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跟老師幾乎一個路數，缺乏創新與活力。”周忠和說。

在劉永謀看來，與“名校出名師”“名師出高徒”不同，“近親繁殖”的根本邏輯是權力和利益，而非學術創新。實際上，“近親繁殖”中的老師選擇學生留校，往往也不是選最優秀或是有個性的學生，而是選那些聽話的、能幫自己干活的學生。從知識上說，“近親繁殖”將某個學科點上的智識活動局限在很小的圈子里，墨守成規、阻礙創新。

美國哈佛大學前校長查爾斯·艾略特在1910年提出學術“近親繁殖”的說法。他認為，“對大學或學院而言，聘用自己的畢業生是自然的，卻是不明智的……因為‘近親繁殖’會給大學帶來致命的危險”。

美國斯坦福大學學者沃爾特·伊爾斯和奧斯汀·克利夫蘭進一步證實該觀點。兩人在1935年對“近親繁殖”概念給予了精確界定——學校選擇在本校獲得一個或多個學位的學生作為其教員的做法，并分析了美國42個州219所高校16837名教員的情況，發現有34%共5707名教員存在“近親繁殖”的情況，其中7所高校“近親繁殖”率達到60%以上。研究認為，“近親繁殖”對個人和大學都可能產生不利影響，會使教師的知識范圍狹窄，還會破壞大學的活力、導致學術生產力下降。

在中國，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學術界也開始關注高校學術“近親繁殖”現象。2006年，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顧海兵對比國內外相關院校后認為，中國大學的“近親繁殖”程度比海外高5倍，引發了空前的討論。那次大討論基本形成學術“近親繁殖”弊大于利的結論，有人甚至主張采取法律手段限制學術“近親繁殖”。

為了削弱“近親繁殖”帶來的問題，國內外很多高校都要求本校畢業生具備外校學習工作經歷才準予評聘，例如博士生畢業后須到其他機構做博士后或開展學術交流。美國社會學家伯納德·貝雷爾森將此稱作“衣錦還鄉”，認為其有助于讓原本“近親繁殖”的學術譜系多元化。

“道統”傳承，核心在精神傳承

實際上，古今中外，優秀的學術譜系中也不乏“近親繁殖”的現象。

例如，被譽為“諾獎獲得者搖籃”的卡文迪許實驗室，通過師生學術代際傳承先后誕生30余位諾獎得主，為物理學的發展創造了豐功偉績。

采訪過程中，多位學者指出，在中國自然科學領域內，同樣存在類似的優秀學術傳承體系。例如，在生物學領域，中國科學院院士鄒承魯培養了王志珍、王志新等眾多院士和專業人才；在古生物學領域，中國科學院院士張彌曼受瑞典斯德哥爾摩學派的兩位大師史天秀和雅維克的熏陶，而她的學生、中國科學院院士朱敏則在古魚類學等方面取得突破，朱敏的學生朱幼安又榮獲了史天秀獎；在量子信息學領域，中國科學院院士潘建偉與博士生導師、諾獎得主安東·塞林格共同推動了量子信息研究的發展，潘建偉又培養出陸朝陽、彭承志、陳宇翱、張強等一批杰出的學生。

在中國科學院院士李家洋看來，學術上的“近親繁殖”不是絕對的壞事，就像育種中若沒有優良的純系，便無法形成雜種優勢。一個學術譜系的發揚光大，關鍵在于能否一代代挑選和培養優秀的傳承者，敢于嘗試解決最難的科學問題。這也是避免學術“近親繁殖”的關鍵。

“如果選出的人只想‘躺平’，完全沒有第一代創業者玩命的精神，僅僅依靠導師的死拉硬拽，甚至形成以權謀私的風氣，那么結果只會是學術譜系一代不如一代。”李家洋說。

李家洋表示，科學精神是學術譜系得以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正如鄒承魯先生所言，“好的實驗室就像溫度特別高的煉鋼爐，鐵礦石進去一定會把它煉成好鋼”。

袁江洋認為，優秀的學術譜系與“近親繁殖”之間的本質區別，關鍵在于能否秉承高水平的學術和科學精神。優秀的譜系能夠自我復制并在復制中成長，而劣質的譜系則容易墮落為利益交換的工具，以追求真理為核心的學術譜系需要促進，而以追求權力為核心的譜系則要加以限制。

在他看來，科學的價值在于“由真鑒善”，即科學的求真精神是評判善惡的基礎。他舉例說，戴維與弟子法拉第之間的衣缽傳承就是一個生動的事例，師徒二人盡管經歷了從親密無間到隔膜叢生的變化，但戴維卻超越個人好惡，義無反顧地選擇法拉第作為自己學術“道統”的繼承人。

“科學上應唯才是舉，不存在絕對的杠桿。科學也從來不是齊步走的，總是有一些機構、一些譜系是頂級的。優秀的譜系要發揚光大，不需要用條條框框把它框住。遇明師是人生之大幸。不遇巴羅，何來牛頓？”袁江洋說，“一流學術譜系的培育，不僅事關科學與科學文化事業之興，而且事關反對權力崇拜文化之成敗，事關中國文化復興之成敗。”

劉永謀也有相同的觀點，“科學的本質是創新，而不是公平。有利于科學創新的制度的安排，才是最好的安排”。科學界也不可能杜絕人情，但健康的科學界必定以學術貢獻為評價的最高標準。

上海交通大學講席教授江曉原在接受采訪時則表示，“近親繁殖”容易讓人聯想到學術腐敗、結黨營私或“圈子文化”，應謹慎用其描述正常的學術傳承。他告訴記者，自己的一名博士生畢業后前往某高校求職，但遭到拒絕，其理由是教研室里已經有一個他的學生了，再招一人就是“近親繁殖”。

“這種理由很荒謬。盡管學術傳承中確實存在結黨營私的不良現象，但不能因此全盤否定所有學者，更不能將同一師門的人在一起工作就視為‘近親繁殖’。”江曉原說。

譜系發展，人情與制度之間

在周忠和看來，學術傳承如同“一個硬幣的兩面”，很難避免人與人情。一個學術譜系的枝繁葉茂、蓬勃發展，除了科學品味，關鍵在于“守得住底線”。這需要文化、制度的雙重約束。

劉永謀也認為，師徒傳承現象，確實存在偏離學術標準的情況。但好的學術環境和制度安排，可以對此進行糾偏。“想要形成學派或傳統，一個學科點需要留下一些學生。但是，必須留最優秀的學生，而不是留下一些‘好馬仔’。因此，留校不能由某個‘大佬’說了算，而是要學科點集體決議。”他說。

事實上，我國在不同層面啟動了消除學術“近親繁殖”的行動，例如教育部在《全國教育人才發展中長期規劃（2010—2020年）》中明文規定，大力改善高等教育學校教師學緣結構，逐步減少和消除學術“近親繁殖”現象。

對于杜絕學術“近親繁殖”的問題，周忠和認為，除了有好的制度，還需要有好的文化生態。例如我國高校和科研單位“近親繁殖”程度高就與“變味”的博士后流動制度不無關系。我國在20世紀80年代引進博士后流動站制度，初衷在于促進人才流動、打破學科壁壘，預防學術“近親繁殖”。然而，實際操作中卻出現偏差，如部分機構將博士后“掛靠”在本單位其他學科點，而實際上他們仍留在原單位或原導師的團隊，這不僅違背了制度設計的初衷，也加劇了學術圈子的僵化，阻礙了新思想的涌現與學術創新。

“制度上要求盡可能杜絕‘近親繁殖’，但私下里有些關系好的導師會徇私舞弊，交換學生，避開這一制度約束。受傳統文化、醬缸文化、官場文化的影響，優秀的學術譜系很難出現。因此，為構建世界頂級的科學傳統，當務之急是確立由真鑒善的科學價值論，確立科學文化的運行規則，然后確立富于創造精神的科學方法論。”袁江洋說。

周忠和認為，對于學生而言，要融入哪個學術譜系，不能只看“名氣”，而要更客觀地看其發展狀態，以及是否對年輕人有利。“有的學術譜系，看上去像一棵挺大的樹，實際上可能正在走下坡路，甚至快枯死了。有的譜系，學生進去了就是一只‘工蟻’，貢獻都給了導師。所以，學生選擇導師時應該更單純一些，兼顧興趣和個人所長。如果抱有通過一個學術譜系‘攀高枝’的想法，也可能被‘殺熟’。”

此外，周忠和表示，在學術發展不同階段，青年科學家應盡可能在多個學術譜系實現學科交叉，而非固守在單一領域。這并非鼓勵他們在不同的學術譜系鉆營，而是通過融匯不同的學術方法與思路，跳出自己的舒適區，找到更適合自己的發展方向。

《中國科學報》(2024-12-06第4版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