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我高中三年都離開父母，很多事情沒辦法第一時間找他們商量，就得自己拿決定。”馮曉娟說，“把人逼到一個地方，必須得成長的時候，就成長起來了。”
從15歲獨自到上海讀書時起，馮曉娟就開始在自己的世界里獨當一面了。18歲的她考入北京大學，22歲前往加拿大讀研，28歲到美國做博士后，29歲又赴瑞士繼續深造，32歲回國，現為中國科學院大學（以下簡稱“國科大”）資源與環境學院博士生導師、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副所長。這成長路途中的每一步，馮曉娟都是深思熟慮后，步履堅定地走過來的。用她的話說，她有“道路自信”——但凡認為一條路是對的，便一定要走。無論路上有多少塊石頭，只管想怎么邁過去就是了。
北京香山腳下，甲辰龍年前夕。
國家植物園北園的東南門廣場上，大紅燈籠高高掛。正對著入口，左右分別垂掛著“福滿京城”“春賀神州”的楹聯。在兩聯之間的，是約260個燈籠整齊排列。這陣勢似乎提醒著人們，中國年就要到了。
與北園一派繁榮相對，南園顯得安靜了許多，這里便是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進門左手邊第一棟灰色建筑，名為“水杉樓”。順著樓梯爬上二層，沿著不寬不亮的樓道一直往東走，一面朝北的門上，掛著“副所長”3個字的牌子。不一會兒，門開了，一位女性笑著探出身來，她身后的陽光瞬間把樓道照亮了一隅。
一頭烏黑干練的短發，一條黑色針織過膝長裙，一件與門口大紅燈籠顏色相仿的外搭，一枚絲帶式蝴蝶結上方“長”出麥穗的胸針，配上一副大小剛好的白色珍珠耳釘，這些可見的外在形象，構成了對她的第一印象。
而肉眼不可見的，是她的許多頭銜。打開網頁，搜索“馮曉娟”，點擊進入她的個人主頁，你會發現她是中國青年女科學家獎、第六屆中國僑界貢獻獎、第五屆中國生態學學會青年科技獎、中國科學院青年科學家獎、中國科學院朱李月華優秀教師獎、中國科學院優秀導師獎等獎項的獲得者，同時擔任中國土壤學會國際合作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交叉科學部第一屆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4個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收錄期刊的編輯/副主編。
除了學術頭銜，2014年，她獲得了一個人生新角色，“母親”。
為母則剛
以前修改論文時，她一定要有“一整塊”的時間才開始動筆；當了母親后，無論在哪兒，只要有半個小時，她就可以心無旁騖、見縫插針，能改一段改一段，能改一頁改一頁。孩子上興趣班的門外或課桌后排、候機大廳、高鐵車廂，都充當過她的“辦公室”。
從北京到上海的高鐵路途，大約需要四個半小時。假如高鐵下午兩點發車，馮曉娟會讓學生在兩點前把論文發到她的郵箱，一趟復興號動車沿途穿梭掠過1300多公里的時間，馮曉娟讀完一篇論文，下高鐵前就能把修改意見返給學生。
“以前我是不會在高鐵上改論文的，覺得無法想象。”馮曉娟說，“但當了媽媽以后，你必須得這樣做，因為你沒有別的時間了。”
馮曉娟剛懷孕時，研究木本植物的愛人就開始為孩子找小名。面對一本囊括中國所有木本植物的厚厚的書，他一頁頁地翻。直到孩子快出生了，還沒有翻到那個最合適的名字。馮曉娟說：“別翻了。在北方出生，就找一個北方的莊稼做小名吧。”5月，是北方小麥成熟的時候，“麥子”就這么定下來了。
那時，馮曉娟的家就在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家屬院里，每天走路上下班，路上的通勤時間很短。在麥子兩三歲之前，馮曉娟早上很早就起床，趁麥子還沒醒就趕緊出門。中午基本不回家，下班后就為麥子讀繪本，和她做游戲，直到麥子晚上8點半上床睡覺。“在她睡著了以后，如果我還能掙扎地爬起來的話，我會處理郵件、看文獻，完全沒有自己的時間。”
在學生眼里，馮曉娟就像“超人”一樣。國科大資源與環境學院2022級碩士研究生羅佳寧講述，她在晚上11點發給馮老師的實驗進展，本以為老師第二天上午工作時才會看，沒想到早上8點就收到了導師的修改意見。“她可能只反饋了3點，但卻涵蓋了實驗過程里的所有問題。”
女本柔弱，為母則剛。
在馮曉娟的首位博士生身上，這一點也得到印證。2013級博士研究生賈娟，如今已是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員。2022年年底，她也成為了一位母親。馮曉娟本以為“新手媽媽”的身份會減緩賈娟的科研進展，沒料到她2023年的科研產出竟是過去3年的總和。賈娟說：“你要養一個小孩，身上的責任更大了，不得不堅強起來。”
周末，馮曉娟早上去辦公室工作，爭分奪秒，中午餓了吃點零食，在麥子睡午覺醒來前回到家，扒拉兩口飯，再陪麥子玩。麥子很喜歡大自然，和馮曉娟小時候一樣。麥子經常去國家植物園寫生，和媽媽一起挖蚯蚓、看小鳥和小松鼠。她們帶上野餐墊，在草坪上坐下來，看書、看花花草草，還有麥子特別喜歡的昆蟲。
馮曉娟給麥子買了很多昆蟲相關的科普書，令馮曉娟驚訝的是，麥子能記住她看過的所有昆蟲。那些蟲子的名字、發源地、幼蟲與長大后的區別，麥子講起來一字不漏。螳螂、蛐蛐、蠶，還有從外面帶回來的花金龜甲殼蟲，麥子會把蟲子放在小盒子里悉心養護。
麥子經常看到媽媽改文章、看文獻、接電話，并感受到媽媽很愛她的工作，因為總看到媽媽出差、開會，不回家吃晚飯。
有一次，麥子跟馮曉娟說：“媽媽，我希望你辭職，你辭職吧！”馮曉娟笑著說：“我辭職了，怎么賺錢養你呢？”麥子思考后回答：“那你跟所長說降一級，就不會出這么多差了。”馮曉娟笑道，小孩還不懂大人的事，她只希望媽媽陪她的時間再多些。
如果說麥子知道“一點”大人的事，她知道媽媽在研究土壤，是個科學家。
探秘土壤黑箱
馮曉娟眼中的土壤，是個非常神秘的黑箱。
然而，她小時候可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那時，馮曉娟的父母是參與上山下鄉的知青，媽媽年輕時從上海來到了江西，干了兩三年去到南昌航校，后被派往貴州支援三線建設，他們一家所在的廠就是建造飛機的。馮曉娟小時候，放了學，就在水稻田的田埂上捉螞蚱、采野花、玩泥巴、過家家……玩得滿身都是泥，回家準被“罵”。
提起“土”，小時候的馮曉娟會想到“花”。三四歲的時候，她就開始種花了。“玻璃海棠花、牡丹花、仙人掌、橘子樹，這些都不是我養的，都是‘大人’養的，我就養一些指甲花、牽牛花。”
但自從上了本科《基礎土壤學》的一堂課后，馮曉娟窺見了土壤的神奇，開始了解到它更多的奧秘。
土壤隨處可見。腳底下、花盆里、馬路邊，我們每天都可以接觸到土壤。然而，它的組成非常復雜。土壤里蘊藏豐富的植物種子庫、微生物、土壤動物。如果沒有微生物降解土壤動物，那么地球早就被動物尸體填埋了。土壤又是包容的。瘋牛病的病毒可以在土壤里被保存很久，治病救人的青霉素又是由土壤微生物分泌而得。這門課給馮曉娟帶來很直接的觸動，原來小時候玩的“泥巴”這么有趣。
大四選畢業論文導師時，馮曉娟跟隨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陶澍教授研究土壤污染物。2003年，馮曉娟本科畢業，前往加拿大多倫多大學讀研，博士階段馮曉娟換了研究方向，研究全球變化下的土壤碳循環。
科學證據表明，人類燃燒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產生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對氣候變化產生重要影響。世界氣象組織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八次締約方大會（COP28）上的報告顯示，2011年至2020年是有記錄以來最熱的10年。2020年9月，我國宣布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二氧化碳排放力爭在2030年前達到峰值，爭取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而去除溫室氣體，除了通過植樹造林、節能減排、能源轉型等方式，還可以把大氣中的二氧化碳藏到土壤里。土壤每年增加千分之四的碳，就能平衡化石燃料燃燒排放的碳。可以說，土壤是陸地生態系統里最大的活性碳庫。
如何促進土壤碳庫積累，這個過程中的關鍵因素是什么？對土壤的探究，曾被《科學》雜志譽為“最后的前沿”。
為探究這個問題，馮曉娟在博士期間用生物標志物和核磁共振的方法，探究土壤不同組分對全球變化的響應。臨近博士畢業，馮曉娟認為自己作為一個地球化學背景的學生，從來沒有接觸過同位素是非常大的缺憾。她的導師便建議她去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做博士后，那里是生物標志物單體放射性碳同位素分析方法的發源地。
初到海洋研究所，做自我介紹時，馮曉娟發現大家的背景都與海洋相關，只有她是例外。她一個研究陸地土壤的人，來到了世界頂尖的海洋研究所。
熱帶風暴之后
馮曉娟的博士后導師是一位充滿創造力、靈動、具有探險精神的人。他跟馮曉娟說，既然來到了海洋研究所，必須得出一次海，不然就白來了。
“我的第一次出海就在北大西洋上漂了22天，遇到3個熱帶風暴。”馮曉娟回憶著那段難忘的經歷。全船的人吃了止吐藥后，不吃不喝地躺著，一坐起來就忍不住要吐。等到風暴減弱一些后，大家全都聚在一起“面帶菜色”，還要采集海水，過濾后收集溶解性木質素的樣品。
經歷了在海上的漂泊后，馮曉娟決心“一定要爬回陸地”。有時走彎路，做的并非是無用功；把不想要的部分減去，人才知道什么是“非做不可”的。她鼓勵學生們要有探索精神，不要只在熟悉的跑道上，而是要越過自己的舒適區探索新的事物。
當然，這樣的選擇伴隨著極大的不確定性。馮曉娟在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的博士后導師，在馮曉娟來到這里一年后，準備入職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大學。馮曉娟沒有多想就跟隨導師來到了瑞士。在她的同事們看來，這個決定十分勇敢，因為這背后蘊含了一連串的問題。
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已經是世界頂級的研究所了，你為什么要放棄自己目前的研究，跑到陌生的環境里接受不確定性？你的項目能不能順利推進？實驗室新的設備能不能用？在新的環境里，未來會不會有成果？
這些都是馮曉娟耳邊聽到的聲音。當被問到她的底氣從何而來時，她說：“我知道未來要做什么，我走的每一步都是深思熟慮的選擇。”
但凡是她決定走的路，她從來沒想過放棄。她認定這條路是對的，便一定要走下去。
在退路與坦途之間，選擇懸崖
用馮曉娟的話說，她有道路自信。
比如高中時，她獲上海市英語競賽一等獎，拿到了出國留學、學費無憂的寶貴名額，但她沒跟父母商量便當即拒絕了這個機會，只因和很多80后的人一樣，她小時候的夢想就是“當科學家”；
比如她是四校聯考第一名，本可像其他成績優異的同學那樣，不參加高考，直接被提前錄取至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名校，但只有她選擇備戰高考。
高考志愿那欄，她只填了三行。
班主任看到她的志愿，反復向她確認：“你確定只填3個？”
“這3個都考不上，那我就明年重考。”
她高中在上海上學，父母當時在貴州工作——這一切，都是她自己拿主意。在電話里，父母對她說：“你自己決定就好。”馮曉娟的高中在普陀區曹楊二中，它早在1979年就被認定為上海市重點中學。高中3年，馮曉娟都是離開父母生活。“命運推著你加快長大，變得獨立，對自己的選擇負責。”
當把一個人逼到一定程度，不得不有所成長時，人就會有蛻變。在馮曉娟眼里，思路是慢慢培養出來的，父母雖會給她一些建議，但不會左右她的決定。父母非常支持、信任她，尊重她的選擇。“并不是說孩子一定沒有這個能力，而是你沒有給他足夠的信任，或沒有足夠的條件，讓他必須作決定。”
就像總抱著游泳圈不撒手很難學會游泳，旁邊總有人指點便不敢獨自開車上路；人總要嗆幾口水才能在水中找到平衡，背水一戰方能對自己這只“潛力股”探底。
感謝我曾無處可靠
去年，馮曉娟去中國科學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作報告，結束后臺下的一個學生問：“馮老師，您對我們來說已經是一個資深的科學家了，您是怎么堅持到今天的？有沒有一件讓您特別感謝的事？”
馮曉娟在臺上愣住了，她從沒想過這個問題。
幾十秒鐘悄然溜走，她沒說一句話，只是認真地思考著。
“如果我要感謝今天能夠成為一個科學家，或者在成為科學家這條道路上沒有放棄的話，我覺得要感謝的是，在我20多歲特別想有一個依靠的時候，我無處可靠。”
馮曉娟從過往的記憶里抽出來，直視著面前正值20多歲的記者，說話中聲音的顫抖很難被人發現，問：“你能明白這件事嗎？”
在30歲以前，馮曉娟也有一顆恨嫁的心。她特別希望能找到“另一半”，然后安定下來，有一個“家”。
她在海外求學、漂泊，眼瞧著自己就30歲了，她問自己：我是不是再過幾年生孩子就變成高齡產婦了？我是不是也應該安頓下來？我讀博士這么久了，為什么還沒有“港灣”呢？
“會有這種時候。”馮曉娟說，“在那個時候，你無處可靠，就不得不硬著頭皮到處申請博士后，去美國、瑞士，都可以。”
有人問她：“你是女性，為什么要這么辛苦呢？”
馮曉娟說，這是最大的陷阱——你有退路了，就放棄了成長的機會。退路和成長不可兼得。有時，她囑咐自己的女學生，要投入更多思考，明確自己想要什么，規劃自己的人生，機會來了一定要牢牢抓住，因為沒有第二次。去瑞士做博士后時，馮曉娟遇到了如今的愛人，也是一位科學家。
采訪時，馮曉娟提起了自己的媽媽。
“我媽很漂亮，在她十幾歲的時候，被上海文工團選上了。那時外婆思想覺悟高，一聽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就把大女兒送去支援鄉村建設了。”
媽媽對馮曉娟說，女性首先要獨立，要靠自己，而不是靠嫁給什么人來改變你的命運。
馮曉娟做到了。
今年10歲的麥子，長大后想當昆蟲學家或者畫昆蟲的畫家。馮曉娟對麥子沒有額外的要求，她只希望麥子能找到畢生所愛的興趣點，并有勇氣追求它。
(作者系國科大記者團成員
攝影/陳文煥
部分照片來自受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