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學校發展研究》：高職教育看東瀛

　　因為復雜的歷史文化原因，國人對近鄰日本的了解存在不少盲區，“大學校”就是一例。“大學校”為成就戰后日本經濟發揮過重要作用，對中國借鑒意義極強，不能進入國人的視野無論如何是一件憾事。

　　最明顯的借鑒，是中國當前面臨的勞動力供需結構與當時的日本高度相似：一方面技術革新需求旺盛，一方面技術工人嚴重不足。日本是如何通過高等職業教育完滿解決這一結構性矛盾的，我們又能從中得到多少啟發，回答這些問題，從史入手無疑是最明智的辦法。代表性探索之一，是河北大學教授王文利的《日本大學校發展研究》，這是國內首部該領域的教育史專著。

　　在日本，大學校的稱謂最早出現于1869年（明治二年），當時，明治政府頒布政令，在昌平學校（1868年6月建立）的基礎上成立兼具教學職能和全國最高教育行政領導職能的“大學校”，從而揭開日本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序幕。

　　誠如作者在緒論中所述，作為一種現象，近代以來日本的兩次崛起，在世界史上顯得異常突出。對該現象的解讀，不啻為一門顯學。各國學者解讀的視角，從政治到經濟、從文化到自然地理，雖莫衷一是，但在教育視角上共識廣泛。學者們公認，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教育先行”戰略是促成其民族崛起和國家強盛的關鍵因素。正如日本原文部省大臣荒木萬壽夫總結的那樣：“明治至今，我國的社會和經濟發展，特別是戰后經濟發展的速度驚人，為世界所注視，造成此種情況的重要原因，可歸結為教育的普及與發達。”日本著名經濟學家大來佐武郎也說：“發展教育、培養人才是建立現代化經濟的第一要素，必須造就大量有知識有能力的人才，這是發展經濟的重要基礎和保證。”

　　行動取決于認識，但行動的程度卻不僅與認識有關，還受到客觀環境的約束和反作用。對日本而言，除人力外，其他資源極為稀缺，包括國土，也包括礦產和能源。開發人力資源潛力的途徑，非教育莫屬。這迥異于一向以“地大物博”著稱的我國，所導致的中國教育現狀，也如實踐所呈現的，無論物質投入還是政策投入，都始終未“開足馬力”，教育不能充分滿足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矛盾也就不難解釋。

　　作者對日本以大學校為載體的職業培訓體系的全面梳理，帶來另一個重要史實，那就是“高度組織化和有效的行政介入、官民結合為主要特征的獨特的職業訓練管理體制”。在社會化投資和辦學基礎上，日本建立了以產業部門為主體，以行政部門為主導的統籌有力、責權明確的管理機制。具體表現在產業組織體系上，從政府機構到半官方的職業能力開發審議會等，再到日本產業訓練協會等民間行業團體，是一個政府主導、民間充分參與的多層次官民一體型體系。作者認為，“尊重民間活力”的前提，和“比較強調”政府主導的管理體制，對日本大學校的健康發展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反觀我國，則往往是政府主導過度，職業培訓機構被喧賓奪主。而且，這種本末倒置，在我們的教育問題上已經見怪不怪。其間隱藏的深層次危機令人憂慮。

　　日本大學校在一個多世紀的發展歷程中，盡管不乏曲折與坎坷，但終以高水平的職業訓練成效而成功確立其在日本高等教育體系中的獨特地位。本書以此為出發點，對日本大學校的發展歷程進行了全面梳理，并以史家的獨特技巧，“回答”了對日本兩次崛起背后教育動因的若干追問。這對于面臨沉重的產業轉型升級任務，正抓緊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我國，無疑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相信但凡對中國職業教育問題有著些微感知的人，都會對該書產生強烈的閱讀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