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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發布時間:2010-08-24 17:08 原文鏈接: 超菌時代來臨人類濫用抗生素埋下隱患

      新發現報道 1791年,離圣誕節僅剩20天時,音樂史上最偉大的天才音樂家莫扎特,被細菌擊倒,留下尚未完成的《安魂曲》撒手人間。

      那個冬天的維也納城,許多年輕男子死于與浮腫相關的疾病,莫扎特也不例外。逝世前他嚴重浮腫,竟至無法上床休息。一些當時的樂迷也記錄到,他全身浮 腫、背疼并有皮疹。在官方登記簿上,死亡原因寫著“發燒和皮疹”。與其說這是最終診斷,不如說只是疾病表現出的癥狀。他到底患有何病?有人說是天妒英才, 也有人說他死于謀殺,真相到底是什么?

      莫扎特的新死因

      今年8月,美國《內科學年鑒》(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刊發了荷蘭、奧地利與英國學者的研究報告,爆出最新觀點:莫扎特可能死于鏈球菌感染引發的腎衰竭。

      沿著這一思路回溯,莫扎特創作《安魂曲》時已出現喉嚨腫痛現象——被鏈球菌感染的癥狀。作為一種化膿性球菌,鏈球菌在顯微鏡下呈現為串珠樣,很像一 串糖葫蘆。它十分危險,能引起各種化膿性炎癥,從猩紅熱、丹毒到新生兒敗血癥、腦膜炎、產褥熱以及鏈球菌變態反應性疾病。根據報道分析,莫扎特極可能是上 呼吸道感染鏈球菌,開始發熱并伴有典型癥狀如皮膚丘疹。一至兩周后突然出現腎小球腎炎,癥狀之一正是水腫,最終因腎衰竭而死亡。

      在1929年弗萊明(Alexander Fleming,1881~1955)發現青霉素前,人類長久籠罩于細菌獨步天下的黑暗時代。換句話說,若非偶然、幸運或身體免疫系統強大,任何細菌感染均可能是致命的——莫扎特也難逃此劫。

      細菌和抗生素的軍備競賽

      事實上,對付鏈球菌感染的首選武器正是青霉素。遺憾的是,這僅是從理論上說。早在1967年,醫生就發現肺炎鏈球菌對青霉素耐藥了。所謂的細菌耐藥,是指抗生素的過度或不合理使用,導致細菌對抗生素產生“免疫力”。簡言之,這頗有些“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意味。

      以“構建安全未來”為題的2007年版《世界衛生報告》也談到,“另一種對公共衛生安全的威脅是病原微生物持續不斷地演變,對一些原本有效地抗生素 產生耐藥性,這是導致傳染病死灰復燃的主要因素。通過自發的突變,和不同的類別之間的基因的交換和整合,細菌能夠對抗生素產生耐藥性。”有人曾打趣地把抗 生素比作稅務局,偷稅漏稅人與稅務局玩的是貓捉老鼠,抗生素也不例外——前腳剛研制出一種新抗生素,細菌緊跟著就產生耐藥性。

      因此,即便現代人用抗生素治療鏈球菌感染,也將頗費周折——不斷加大抗生素劑量或換用其他種類抗生素。也難怪主持莫扎特死因研究的荷蘭阿姆斯特丹大 學的理查德?澤赫姆(Richard H.C.Zegers)說道:“我認為可以把這種細菌與超級細菌耐甲氧西林的金黃色葡萄球菌(MRSA)相提并論。”

      “超菌時代”已來臨

      如果善于檢索,你會發現MRSA始終與“吞噬”、“奪命”、“偷襲”、“恐怖”一類的陰暗詞匯相連。MRSA真有如此可怕?

      MRSA是指對甲氧西林產生耐藥的金黃色葡萄球菌。甲氧西林是1959年用于臨床的半合成廣譜青霉素,原本它能有效對付金黃色葡萄球菌,可臨床使用 短短兩年后,英國就出現了首例MRSA病人。隨后,MRSA開始以驚人的速度在世界范圍內蔓延,甚至遍布全球。據估計,每年大約有10萬人因感染 MRSA 而入院治療。

      其實,MRSA的毒性并不比普通的金黃色葡萄球菌更強,只是由于它對抗生素甲氧西林具有耐藥性,才使得治療更為困難。

      近年來流行的MRSA變種是于1997年在紐約首先發現的,它具有被稱為PVL的毒性較強的毒素,病人感染后果會更為嚴重。以往,MRSA主要感染 住院病人,大多通過身體接觸傳播。通常,年紀較大、病情嚴重、皮膚有傷口或有管子通到體內(如導尿管)的人比較容易被感染,健康人的感染幾率很低。現在, 新的變種似已能夠感染健康人,并在美國出現多次小規模暴發。

      中國式濫用

      今年3月出版的《中華醫學雜志》刊登的一篇文章,對中國抗生素的不合理應用敲響了一記警鐘。該研究的組織者、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仁濟醫院錢家麒 教授,對上海17家二級以上綜合性醫院住院患者發生的急性腎衰竭(ARF)進行了流行病學調查,結果讓人大吃一驚。在1200例各種原因的ARF中,藥物 性ARF共347例(28.9%)。到底是哪些藥物如此“毒辣”呢?

      你猜的沒錯,抗生素是為禍之首。結果顯示,氨基糖苷類、頭孢菌素類抗生素以及利尿劑、造影劑是最主要的腎毒性藥物。其中,抗生素導致的ARF高達 166例(47.8%),幾近半數。研究者在報告中說,“重視高危人群,重視合理用藥可能有助于降低其發病率,改善預后(醫生對疾病結果的預測)。”拯救 過無數生命的抗生素,在被濫用的今天,搖身一變,竟成了致命的藥品。

      與此同時,很多醫生都感嘆,在美國買抗生素的難度可比買槍大!此言不虛。

      首先,抗生素屬較嚴格管控的處方類藥物,醫生只能根據患者具體病情和細菌感染類型,開出相應的抗生素處方。一旦違規開方,就會收到警告甚至吊銷執 照。而在國內,常見的現象倒是患者點菜樣的要求醫生開抗生素。大多醫生會按照規章辦事,為患者選擇合適的抗生素,但也有部分醫生本著“能開多開”的心態, 滿足患者所需或多開藥賺取回扣。

      其次,美國人去藥店買抗生素,必須有醫生的處方。這意味著,沒有專業醫生的許可簽字,任何醫院的藥房或藥店,是不會賣給你抗生素的。中國雖自 2004年7月1日起實施了抗生素“限售令”,但很多藥店對此置若罔聞,一紙規定形同虛設。要知道,抗生素銷售在藥店收入中是大頭,至少占據30%江山, 如此大蛋糕拱手相讓,豈能容忍?此處插句題外話,近幾年美國百姓也總結出“無處方抗生素購買寶典”,主要有四條:去寵物店買、開車去墨西哥、去民族市場/ 便利店、網購。

      毫無疑問,中國是名副其實的抗生素生產和消費大國。有數據為證:中國年消費抗生素原料藥約15萬噸,人均達138克(美國僅13克),每年因抗生素 濫用導致醫療費用增長800億元,有8萬人因抗生素不良反應死亡。打個比方吧,中國人大饕抗生素,每年消費掉近10座上海環球金融中心(投資83億元); 另一方面,代價也十分高昂,每年被抗生素“謀害”的人,足以讓上海八萬人體育場滿坑滿谷。

      慶幸的是,今年1月9日,全國基層醫療機構抗菌藥物臨床合理應用培訓計劃啟動,目的正式培訓全國約4.5萬名基層醫生,指導他們合理應用抗菌藥物。

      絕非萬能之藥

      抗生素被濫用,是因它早已被神化為萬能之藥,這與其既往對抗細菌感染性疾病的卓越表現密不可分。有資料顯示,當今人類壽命較100年前增加了近 20 歲,這其中,抗生素功不可沒——至少有10歲得益于抗生素的廣泛使用。比如,我們都知道白求恩手指被手術刀劃破,不慎感染葡萄球菌,最終死于敗血癥,年僅 49歲。一年之后,青霉素橫空出世,正式用于臨床。如果青霉素早點出來,白求恩也能用上的話,他就能繼續為中國人民做貢獻啦。

      然而,日常生活里,很多人仍習慣性地把抗生素當作消炎藥使用。這到底有沒有道理?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得明白什么是“炎癥”。醫學上,炎癥是指機體 對各種損傷因子刺激的一種防御反應,其四大表現為紅、腫、熱、痛,外加功能障礙。而刺激的種類很多,有生物性因子、物理化學性因子及免疫反應等。

      生物性因子多為病原微生物,如細菌、病毒、立克次體、支原體、真菌、螺旋體和寄生蟲等。它們引起的炎癥稱為感染,也是炎癥最常見的原因。與此相對應 的,物理化學性因子及免疫反應所引起的炎癥,自然是非感染性炎癥。這意味著,若簡單地把抗生素視為消炎藥,用來對付非感染性炎癥,是絕對錯誤的做法。

      即便是感染性炎癥,也得分門別類。抗生素能用以治療細菌感染性疾病,卻拿病毒感染性疾病沒轍。換言之,抗生素算得上一種特殊的消炎藥,卻只對細菌感染引起的炎癥有效果。若一有炎癥就吃抗生素,而不去先弄清引起炎癥的原因,真算不上高明之舉。

      那么,感冒了是否應該吃抗生素?很多人也搞不清楚。事實上,感冒多由鼻病毒所引起,而抗生素不會殺死病毒。同樣,對付眼下流行的甲型H1N1流感,儲備再多的抗生素也沒用。要知道,預防病毒性疾病最好方法是接種疫苗——提前獲得抵抗力。

      因此,普羅大眾需更新對抗生素的不正確認識,要知道抗生素絕非包治百病的萬能藥。蒼蠅拍或大火炮都能置蒼蠅于死地,前者性價比更高。對細菌感染性疾 病而言,抗生素選擇亦有嚴格指證和標準:要只選對(簡單、窄譜)的不選貴(高級、廣譜)的;一種抗生素能搞定的,絕不選兩種以上;能口服的絕不注射。因 為,過量的抗生素只會導致細菌耐藥性的加速出現。

      不可再生資源

      即便如此,在抗生素和細菌的這場“貓鼠”游戲里,只要不斷提高抗生素的強度和劑量,不是一樣可以大獲全勝?

      可惜的是,想法雖好,現實操作難度卻不小。誰都知道,石油這種不可再生的礦物燃料,是現代工業的生命。但你不知情的是,抗生素在藥物界也屬于不可再生資源。

      現代科學所研發的抗生素,主要作用機制是干擾細菌生命周期的重要環節,如阻止細胞壁合成、干擾蛋白質合成等,從而將其殺死。原本,這些策略都算殺手 锏。可頑強的細菌會不斷試錯,通過偶然的基因突變或從其他細菌獲得耐藥基因,產生耐藥性,具體表現為破壞、排出藥物,或替換藥物的作用靶點。

      今年10月,美國科學家文卡特拉曼·拉馬克里希南(Venkatraman Ramakrishnan)、托馬斯?施泰茨(Thomas A. Steitz)和以色列科學家阿達?約納特(Ada E. Yonath)三人,就因“對核糖體結構和功能的研究”而榮膺本年度諾貝爾化學獎。具體點說,三位科學家采用X射線蛋白質晶體學技術,標識出構成核糖體的 成千上萬個原子,構建了核糖體的三維立體結構。

      若把DNA視為細胞的指令官,核糖體無疑是具體執行者。沒錯,DNA上的指令就像是本艱深晦澀的密碼紙,核糖體的任務就是準確無疑的翻譯密碼并予以執行,最終產品是蛋白質。換言之,核糖體又能被稱為細胞內蛋白質的“合成車間”。

      核糖體與抗生素關系密切。這不僅因為,近半數抗生素通過抑制核糖體的某些特定結構,產生殺菌作用。其更深層意義是,核糖體立體結構的清晰無誤,有助于新抗生素的設計研發,以應對當下日趨嚴重的耐藥細菌。

      尷尬境遇

      然而,在人類研發出新的藥物靶點或策略前,前景不容樂觀。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生物設計研究所喬治?鮑斯特(George Poste)警示:“到2010年,世界上有效的抗生素有可能用完,在開發對付‘超級細菌’的新藥之前,人類可能至少有五年的時間無藥可用。”

      的確,人類從未放棄過抗生素的研究,但近40年來,抗生素研發卻落入了尷尬境地。從1962年喹諾酮類抗生素上市,到2000年惡唑烷酮類抗生素上 市,其間竟無任何新抗生素出現。美國哈佛大學生化與分子藥理學教授克里斯多佛?沃爾什(Christopher T. Walsh)曾談到,“抗生素開發難度較大,利潤回報率卻很低,因此制藥公司不愿意開發抗生素;而現有抗生素的研發技術已經過時,要開發新抗生素必須有新 策略。”

      那么,抗生素研發為何陷入了如此境地?

      在美國,一種藥物從實驗室研究到最終上市銷售,平均需花費12年時間;每5000種進行臨床前試驗的化合物中,只有5種能進入后續臨床試驗,最后只 有一種得以最終上市批準。抗生素研發成功率則更低,有數據顯示約為百萬分之一,與今年2月美法戰略核潛艇在大西洋莫名相撞幾率無異。

      此外,可用的藥物資源越來越少,能用以提煉新抗生素的生物幾已開發殆盡。要知道,用以對付病菌的抗生素,恰好來源于細菌或真菌合成的分泌物。人類已 篩選過上百萬種細菌分泌物,有效的僅十余種。目前,放線菌內可茲利用的抗菌化合物,越來越難有突破性發現。從這個角度看,“抗生素礦”幾近枯竭,人類似將 重回沒有抗生素的史前時代。要命的是,人類與細菌的新競賽卻不在同一起跑線,變異耐藥的細菌早已跑到在我們前面。不得不承認,抗生素枯竭時代業已來臨! (必須提醒大家的是,上面這段說的是國外。在國內,抗生素可謂是制藥企業最喜歡生產的拳頭產品。據悉,抗感染藥長期位居中國第一大臨床用藥地位,其中,抗 生素又占抗感染藥90%的份額,2007年國內抗生素市場整體規模就達到大約600億元。)

      生存還是毀滅

      對比一下吧。抗生素的歷史不過80年,細菌在地球上已存在了幾百萬年。以短暫有涯對比上古地球,細菌無疑更具智慧。再仔細想想,抗生素從未消滅過任何一種疾病,微生物也從未因人類發明了抗生素而自行絕跡(天花除外)。在細菌面前,人類必須有自知之明,多多反省并警醒。

      普利策獎得主、美國女記者勞里?加勒特(Laurie Garrett)在《逼近的瘟疫》(The Coming Plague)一書中說:“利用高倍顯微鏡去觀察微生物世界,就會看到一種瘋狂的、拼命推擠的場面,那里的微生物不停得互相推搡,其速度之快、力度之猛, 相比之下,連午飯時間東京便道上匆匆的人流也顯得十分緩慢了。可以想象,假如微生物真有胳膊的話,它們必會不停地推搡鄰居,在永無休止的爭斗中爭取一塊生 存之地。”

      微生物無疑是令人敬畏的!遇到敵人時,它們會緊緊抱團、一致對外——“交換基因,以對抗一種抗生素威脅。”毫無疑問,微生物也是生命一種,對外來入 侵會防守反擊,耐藥正是它們練就的本領。我們和它們生存于同一個星球,這世界是我們的,也是它們的,大家都是住客,不學著一起生存,就要一起死亡。

      今年,恰逢青霉素被發現80周年。抗生素讓人類擺脫苦痛,見證奇跡所在,但超級細菌的頻現、細菌耐藥,又將人類置于現代醫學的困境。年中,國內曾出 版一本《致命抗生素:中國超級細菌自述》,作者非醫學專業人士,書中所述亦有插科打諢、過分夸大的嫌疑。但是,該書扉頁的幾句話卻值得我們印記。

      “面對病菌,沒有任何藥物能夠替代抗生素。抗生素的致命危害,完全是人類的濫用造成的。所以,無論抗生素有多少錯誤,它依然是生命的太陽。本書絕不贊成‘求醫不如求己’。使用抗生素,必須要遵從醫囑。”

      當你準備使用抗生素時,請把上面這段話讀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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