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金申請：“一石二鳥”行為缺乏有效監管

Harold Garner使用文件相似度軟件來識別重復的撥款申請。圖片來源：Ivan Morozov/Virginia Bioinformatics Institute

　　“資助機構常常被海量的項目申請所淹沒，根本沒有精力審查其他機構是否授權過相似項目。

　　2001年11月，當來自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神經系統科學家Steven McIntire向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申請一項為期5年、總計160萬美元的資金援助時，他并沒有透露，就在5個月以前，美國陸軍剛剛因一項極其相似的研究，給予他120萬美元的資金。兩項科研都以影響秀麗隱桿線蟲蠕蟲對乙醇反應的基因為課題。該生物是研究酒精對人類影響的模型生物。

　　已離開研究團隊、目前就職于加利福尼亞斯坦福醫院的McIntire說，兩項資金的用途是不同的：陸軍的資金用來尋找抗乙醇基因，而NIH的資金用來研究如何抑制導致酒精過敏的基因。McIntire稱，新聞中對他本人以及該項目其他研究人員涉嫌不道德行為的指控，都是空穴來風。

　　但是經過同行檢查和初步評估之后，NIH仍然對該項目因相似研究課題被陸軍同時資助一事毫不知情，最終還是通過McIntire本人才得知。考慮到機構希望避免提供雙重資金，這一事例引出了一個問題：資助者應如何有效地篩選申請以防因同一項目重復提供資金。

　　來自弗吉尼亞理工學院的生物信息學者Harold Garner說：“機構常常被海量的項目申請所淹沒，根本沒有精力審查其他機構的授權。”上周，Garner和同事在《自然》上發表一篇評論文章稱，過去10年間估計授予了有近7000萬美元的重復資金。這筆錢本可以用來資助更多的研究。

　　這一數字是通過審查可公開訪問的數據庫中的授權申請而得出的。一項計算機化的研究顯示，在85萬例授權申請中，近1300例有重復申請嫌疑。通過之后的人工審查，Garner的團隊提取出了167例極其相似的申請。

　　由于Garner的團隊無法獲得授權申請的全部內容，也就無法作更進一步的評測，因此他們并未給這些授權定性。但他們將數據提交給了《自然》的新聞團隊，后者隨后又從美國自由信息法案（FOIA）中檢索到了22例極度相似的課題。對這些申請的調查發現，大約有一半的申請需要更進一步的調查。Garner認為，計算機化的審查方式有助于解決雙重資金的問題。

　　羅得島大學專門負責監督授權申請的主管Karen Markin 認為，已成為規范電子化的授權申請，使科學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從一份份的授權申請中剪切和粘貼內容。

　　同時，美國國會開始對這一問題表示關注：通過去年的一項賬務審查，審計總署責成NIH和國防部盡更多的努力以避免重復的資金授權。

　　《自然》對授權文件的調查揭示：美國的機構既沒能證明他們是如何對申請的相似性進行審查的，也沒有說明當重復授權發生時他們是如何處理的。作為回應，這些機構稱，它們有多種手段，包括要求研究員及其所屬的機構主動聲明重復的申請及同行審查的過程，該過程有時會提前發現并制止一些重復授權的項目。

　　NIH稱，在McIntire的案例中，直到同行審查之后，重復授權才被發現。而美國陸軍直到2003年，通過McIntire的進展報告，以及相關評論和撥款資料才發現McIntire在NIH的重復授權。McIntire認為盡管項目在一開始存在著重復授權的問題，但是隨著開展已經變得完全不同。他說，兩項授權會帶來額外的增效作用，并沒有任何科研和財政的重復。

　　由于要協調各種錯綜復雜的規定，研究者很難判斷究竟多大程度的重復是可以被接受的。例如，NIH在所資助的項目中禁止任何重復的科研。相反，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則要求，研究者為相同的項目向其他機構提交資金申請之時，需要告之NSF。并且一旦項目有變更，需要及時予以通知。國防部并不這樣要求，但是規定研究者有責任確保不會出現重復申請。來自伊利諾伊大學的研究倫理學家C.K.Gunsalus說，不僅是機構之間的規章制度大相徑庭，真正實施起來也常常是前后不一，這是一個困境。

　　這樣的情況極易導致混亂。例如，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醫療研究員Allen Gao申請到來自陸軍的資金，以研究前列腺癌的雄激素受體如何發送信號后，只要他的同事將他的研究目的作出調整，就可以獲得NIH的資金。但是當Gao在一篇報告中向NIH公開陸軍的資金時，該機構的官員與Gao開始了一場“廣泛的討論”。最終他們認定Gao的行為屬于重復申請，并決定減少75000美元的資金。Gao說：“我相信問題已經得到了解決。”

　　申請資金時，研究者迫切希望相關機構對可接受的行為作出明確規定。NIH解釋，它們允許研究者在不作說明的情況下，為同一項目同時向多家機構申請資金。因為這些信息僅僅是在被稱為“最適時的”階段才需要，而那時資金還不會就位。

　　一些研究者已經開始遵循某種原則。以Garner發現的案例為例，羅切斯特大學的醫學研究者Michael Zuscik為同一個項目向陸軍和NIH提交了申請。但是他對向NIH提交的提綱作了調整，以便與另一份提綱作區別，以此應對NIH審查者的科學評判。Zuscik說：“為了確保申請獲得通過，這是一種常用的手段——提交一個可以符合多個機構的研究課題以期可以‘砸中’一個。”

　　Zuscik用陸軍提供的資金去檢測尼古丁對老鼠骨折愈合的效用，用NIH的資金去檢測吸煙在同一個過程的效用。然而，不同的科學研究有時也會需要相同的對照組。Zuscik說，嚴謹的科學研究需要反復地實驗。盡管授權文件顯示，Zuscik向陸軍通報過獲得NIH資金的事，但陸軍對《自然》表示，它們對NIH的資金并不知情，現在正在著手調查兩項資金以便確定是否屬于重復申請。

　　來自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的地理學家Michael Emch指出，由同一研究者所構建的不同科研目標之間，會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程度的知識重復。Garner選取出Emch的兩項授權，因為它們的標題和提綱一模一樣。審查授權申請的全文后發現，無論是研究假設還是大部分描述研究方法的原文，都是相同的。但是Emch說，他并沒有讓同一家機構負擔兩項研究的開支，比如人力成本以及實驗室的設備投入。他的研究項目非常廣泛，Emch說，從NSF獲得的資金被用來發展常規的醫學地理學研究方法，而NIH提供的資金則用來將該方法應用于霍亂的研究。

　　Gunsalus指出，這些資金重復的原因各異。大項目的研究者可能會將具體的調查一個個分離出來，然后以相似的課題為每一項調查申請資金援助。或者他們會用種子資金開始一個項目，然后再嘗試著從其他機構繼續獲得種子資金。

　　Garner堅持認為，機構需要對重復申請作出更加統一的規范和定義。同時，盡管仍然需要人工審查以確定是否存在重復申請，他呼吁為授權申請建立中央數據庫，以便自動標出重復的申請。他重申：“資助金額平均在45萬美元左右。因此花費精力去調查申請，以避免重復資助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