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在被灰霾籠罩的城市,還是羽狀的汽車尾氣中,甚至是晴朗的天空中,細顆粒物污染幾乎在美國的每個地方都能被找到。
這些污染物非常小,以至于它們能溜進建筑物并且滲入肺組織深處。在炎熱的夏日,高濃度的細顆粒物幫助觸發了空氣質量預警——警告幼兒、老人和病人呆在室內。暴露于細顆粒物被同過早死亡以及哮喘和心臟病發病率較高聯系在一起。
幾十年來,對于美國公眾來說沒有已知安全的細顆粒物暴露水平這一認定越來越強烈。如今,受命于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所領導政府的環境保護署(EPA)正考慮采取新立場。該機構正在散播這樣一種觀點,即改變規則制定流程并且設置被認為安全的細顆粒物臨界值水平。
這一變化將影響EPA在制定旨在減少諸如溫室氣體等其他污染物的法規時如何計算減少細顆粒物的健康益處。如果該計劃被向前推進,它可能對EPA的法規在多大程度上保護人類健康產生影響。
特朗普政府在去年秋天引入這一觀點。當時,它公開發布了一份關于廢除《清潔電力計劃》的提案。《清潔電力計劃》是一項由前總統巴拉克·奧巴馬領導的政府制定的法規,旨在減少電廠的溫室氣體排放。由于該法規并未關注細顆粒物,因此它通過要求工廠經營者采用新技術減排二氧化碳來減少細顆粒物。
該法規的制定者計算了顆粒物減少帶來的健康收益,以便證明監管溫室氣體排放的益處超過了執行該法規的成本。當和減少細顆粒物的“協同效益”配對時,減排二氧化碳的健康收益變得更加明顯。
這個權衡任何特定法規經濟利弊的過程在EPA被稱為成本—收益分析。它是判定一項法規從環境和健康收益及其給工業界造成開支的角度是否有意義的關鍵指標。
不過,批評者認為EPA關于顆粒物的最新提案將破壞對電廠溫室氣體排放實施嚴格控制的努力,因為這使得監管它們的益處看上去明顯變小。
來自燃煤電廠和香煙
細顆粒物,或者說微粒物質(PM),因其大小而被簡稱為PM2.5。它們可能來自像電廠和汽車一樣的源頭,也可能來自像壁爐和香煙煙霧一樣的更小源頭。細顆粒物還會通過化學反應由大氣中的其他污染源形成。它們無處不在。
由于它們能深入肺部,因此其產生的諸多影響被同心血管系統聯系起來。研究發現,這種污染物能進入血流。根據美國疾病預防和控制中心的說法,健康研究也得出了胎兒暴露于細顆粒物和低出生體重之間存在關聯的結論。
“PM2.5指標同健康影響的關聯最密切。”楊百翰大學經濟學專家C. Arden Pope表示。他參與了針對這種污染物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哈佛六城研究”和美國癌癥協會研究。兩項研究均概述了人類健康和暴露于細顆粒物之間的關聯。
Pope認為,細顆粒物及其對人體傷害之間的關系是線性的。正如鉛或者引發癌癥的化合物,目前并未有已知的細顆粒物暴露安全水平。換句話說,PM2.5并非一種“存在閾值的污染物”——這意味著不可能低于某種水平后其產生的風險便不存在。
為重新設置關于細顆粒物的安全閾值,EPA轉向另一項空氣法規——《全國環境空氣質量標準》(NAAQS)。
這項全國性標準將粒子狀污染物的排放限制在“充分的安全程度”內。目前,該標準為細顆粒物年均濃度每立方米12毫克。
在其提案中,EPA建議應當假定將粒子狀污染物的濃度縮減到NAAQS設置的水平以下不會產生健康益處。
關于污染水平的爭論
由于減少細顆粒物對健康和經濟的影響被納入各種聯邦法規,改變這些價值觀念的影響可能超越了《清潔電力計劃》。
Pope表示,EPA提出的將細顆粒物減少至NAAQS設置的現有全國性標準之下并無益處的觀點是“荒唐”的。
類似的,EPA關于不計算處于“最低測量水平”(在流行病學研究中被簡稱為LML)以下細顆粒物濃度的提案,也引發了關于未完全對健康風險作出解釋的擔憂。正如EPA假定NAAQS設置的控制細顆粒物的標準可產生充分的健康保護,在上述方法中其同樣假定未在健康研究中得到測試的任何濃度均不會有任何危險。
利用LML而非NAAQS意味著EPA看重減少細顆粒物帶來的更多好處,但仍表明美國公眾暴露于一些細顆粒物是可以的。
“LML只是比NAAQS好一些的任意閾值。”EPA空氣質量規劃和標準辦公室科學、政策和新項目前副主管John Bachmann表示。
他指出,利用醫療保險數據開展的最新研究發現,即便在細顆粒物暴露量低于NAAQS所控制濃度一半的情形下,過早死亡的風險仍在增加。這項2017年進行的研究依靠的是來自全美6000萬醫療保險受益人的數據。
EPA關于細顆粒物的提案得到像Robert Kappelmann一樣的業界代表的支持。Kappelmann是一名為佛羅里達市政電力協會工作的能源和環境咨詢師。
他和《清潔電力計劃》的其他批評者認為,EPA在“重復計算”根據NAAQS已被解釋的健康益處。EPA要求各州制訂自己的計劃來控制粒狀物污染。Kappelmann表示,美國大多數地方已經在執行NAAQS標準。
特朗普政府的目標
不過,前EPA官員表示,當該機構討論使細顆粒物水平下降到“安全程度”以內時,官員們并未說這一暴露水平是沒有風險的。
“這并不意味著零污染。每次NAAQS接受評審時,署長都會作出判斷——查看最新的科研成果并且在公眾健康保護和科學信息的確定性之間作出權衡。”EPA前任代理署長助理Janet McCabe表示。
她認為,特朗普政府主要瞄準的是公眾健康保護的“基礎”。
曾是前EPA官員的Bachmann也不同意EPA重復計算了健康收益的說法。他認為,將其他法規產生的協同益處包括進來是起草各項法規的常規部分。此外,Bachmann表示,《清潔電力計劃》探尋的是將細顆粒物濃度降至NAAQS控制的水平以下產生的益處。
與此同時,如果EPA繼續推進關于細顆粒物的提案,它將對其他聯邦法規產生漣漪效應。
在一篇最近發表于《明尼蘇達法律評論》雜志的工作論文中,紐約大學政策完整性研究所所長Richard Revesz和共同作者Kimberly Castle表示,如果提議的改變最終被敲定,隨之而來的法律挑戰將對氣候和其他公共健康法規產生“深遠的影響”。這是因為將微粒狀物質濃度降至12毫克以下產生的協同益處已被廣泛用于監管來自固定污染源的污染物排放。
除了《清潔電力計劃》,減少細顆粒物的價值在支持《汞和空氣毒性標準》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奧巴馬政府曾估測,減少汞和有毒物質將挽回400萬~600萬美元損失,而顆粒物污染減少產生的附帶益處達到370億~90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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