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藜：還女科學家一個真實形象

張藜

　　從女性角度而言，在接受了多年的教育后，她們會有自我期待，但外界環境是否給了她們一個充分實現自我的機會？ 

　　中國女性科學家在成長過程中都有哪些困惑？在當下的科研體制環境中如何調整心態、面對現實？圍繞這些問題，《中國科學報》采訪了中科院自然科學史所研究員張藜。

　　《中國科學報》：科學崇尚理性和邏輯思維，而女性感性、形象思維的特點被認為是女科學家數量和成就低于男科學家的原因，對此您怎么看？

　　張藜：首先當然要承認性別差異。但也正是這種差異，如性別的、生理的、心理的等等，才構成了一個豐富多彩的社會。我個人覺得女性科學家和男性科學家其實沒什么截然分明的優勢和劣勢之分。把生理性差異作為主要影響因素，倒不如把孰優孰劣這個問題放在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下來看，那樣其影響因素可能會更明顯一些。

　　近幾十年來，社會輿論一直在拿女性科學家的弱勢去比男性科學家的優勢，這是根本性的錯誤。中國自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所宣傳的“男女平等”，究竟是不是符合人性、是不是真正有利于女性的自我覺醒和自我發展，其實還是一個需要深入研究的問題。它與西方的女性主義并不同義。

　　我不贊成把平等看得片面化，我們每個人都應考慮怎樣把自己的優勢更好地發揮出來，而不是拿女性的弱勢去比男性的優勢。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從一個社會的構成來看，女性科技工作者要承擔更多的社會分工，妻子、母親等家庭角色都需要她們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但另一方面，相對于男性本身的社會性而言，性別和心理的某些特征又使女性科技工作者不擔負男性科技工作者那樣強烈的社會認知追求和自我預期，因而可以相對專心于自己的科研工作。

　　《中國科學報》：與民國時期的老一代女科學家相比，年輕的女科學家群體呈現出哪些不一樣的特點？在女性科學家的成長過程中，哪些因素比較重要？

　　張藜：老一代女性科學家，普遍都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這是跟當時文化、社會相關的。那時候，男孩子即便是出身貧寒，但是他靠自己的努力是可以走出來的，而女孩子在那個時候不行。

　　近半個世紀以來，社會環境的改變讓女性的成功有了更多的渠道，所以，對于占比更大分母的女性科技工作者來說，家庭背景和家庭影響因素已經漸漸弱化，這是社會發展、經濟發展的結果。

　　《中國科學報》：女科學家應如何突破和超越自我？

　　張黎：突破和超越自我是中國整個科技界需要面臨的問題，不僅僅是女科學家突破的問題。這與教育制度有關。我們目前的教育體制、教育目標從整體上來說是不利于突破和超越精神的培養的。

　　從女性角度而言，在接受了多年的教育后，她們會有自我期待，她們懂得需要自己去努力、去付出。但外界環境是否給了她們一個充分實現自我的機會？

　　不能回避的是，女科技工作者還有著某些區別于其他女性群體的特殊性，比如科學研究所必需的嚴謹。對于女科技工作者而言，隨著長期的工作實踐，往往會內化、固化為性格中的一部分，甚至會潛移默化并且擴展為一種對待生活、為人處世的態度和方式。從這一點來說，需要女性科技工作者能夠學會自我調整、善于自我調整，同時也需要社會各界給予更多的人文關懷和幫助。

　　《中國科學報》：如何從制度、政策、資源以及社會輿論等方面為女科技工作者的成長創造條件、提供保障？

　　張藜：從19世紀以來，科學是一種職業化的趨向，這種趨向的一個必然結果就是女性的比例肯定會增高，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其他國家都如此。所以出現了這樣一個職業群體之后，怎么更好地發揮出女性的優勢，能夠保證在有效的工作時間作出有效的成績，這需要從政策上、制度上有一些深入的調查研究和調整。

　　作為一個科技史研究者，我深深感到女性科技工作者確實值得研究，要打破以前約定俗成的、片面化的認識，需要深入地去選擇不同時代、不同社會分工的女性科技工作者，從多個角度進行研究，從而為制定相關政策和保障措施提供建議。

　　同樣，對于女性科學家社會公眾形象的樹立，也需要建立在深入細致的社會學、心理學、科學史等等的扎實研究基礎之上，而不僅僅是出于概念化的“怎么放棄家庭獻身科學”的宣傳。這樣才會對我們認識這個群體有所幫助。很多年來，我們一直把居里夫人當成女性科學家的典范來宣傳，其實我覺得對她的認識并不是真正全面的。

　　科研工作有其特殊性，比如，需要耐性和認真的投入，這必然會影響到生活的一部分，這需要設計一套相應的制度體系和具體措施來調整，如是否需要設立學術休假制度、如何設置考核制度的量化指標、如何針對女性的某些特殊時期等，需要從制度上作出一些調整，不能用管理生產的方式來管理科研。

　　科研成果背后蘊涵了太多的內容。一個寬松的環境，讓每個女性科技工作者能夠真正享受研究的樂趣，這才是一個正常的，有利于社會、有利于這一群體發展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