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科研新力量：搞科研，民辦機構走前沿

　　 剛剛閉幕的第十九屆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上，深圳光啟集團展出的未來技術、超材料技術領域的多項創新產品及應用十分亮眼。不久前，光啟自主研制的臨近空間飛行器“旅行者”3號在新疆試飛成功，一同“暢游”臨近空間的活體動物——烏龜“小云云”，也在今年高交會上首次亮相。這是全球首次浮空器成功攜帶活體動物進入臨近空間停留，標志著我國臨近空間飛行技術達到了新的技術高度。下一步，光啟將繼續探索浮空器載人的“近太空”飛行。

　　“旅行者”3號的關鍵技術研發誕生于光啟高等理工研究院。該研究院成立于2010年，是民政部門注冊的民辦非企業研發機構。目前，研究院擁有1個國家級、已建和在建10個省屬和市屬實驗室，有效帶動了超材料等領域的技術創新。

　　民辦非企業模式，是新型研發機構種類之一

　　全球首款商業化、實用型噴氣背包“光啟馬丁飛行包”，集通信、光學遙感、物聯網監測、大數據收集和分析于一體的空中駐留平臺“云端”號，顛覆式低成本的“綠色”運輸平臺“太陽方舟”……這些驚艷的“黑科技”都源于光啟高等理工研究院。

　　2010年7月，光啟高等理工研究院院長、光啟集團總裁劉若鵬等5位畢業于杜克大學、牛津大學的海歸博士自籌20萬元起步資金，成立了光啟高等理工研究院。“當初目的很簡單，就是為了辦一個以源頭科技創新、超材料原創技術為核心的新型科研機構。”劉若鵬說。

　　成立7年，光啟已建立起國家、省、市各級實驗室10多個，牽頭起草了全球首份超材料領域的國家標準《電磁超材料術語》，打破了歐美對前沿科技的技術和標準壟斷，并參與了《機載超材料天線罩通用規范》等多個國家標準的制定。目前光啟的ZL申請總量超過4400件，授權ZL超過2400件，其中，在超材料領域的ZL申請量占該領域總量的86%。

　　前段時間，863新材料技術領域辦公室組織專家對“超材料及其相關器件關鍵技術研發”主題項目進行了驗收。項目首席專家、光啟技術總經理趙治亞表示，“此次項目通過驗收，標志著我國超材料研究的理論水平和技術支撐水平都有了大幅提升。”

　　“我們團隊回國，就是要在相關前沿領域代表國家走到世界前列，并持續將這些原創的科技轉化為新興生產力，服務于國防軍工和創新產業。”劉若鵬說。

　　市場化運作，將前沿技術轉化為實在的經濟效益

　　與傳統公辦科研院所相比，企業辦的科研機構不納入政府公共服務機構體系，沒有固定人員經費、行政級別、主管部門，而是借助市場化運作，自主經營、自負盈虧。

　　生存方式的差別，給公辦、民辦科研機構帶來了不同的發展指引。

　　以高校實驗室為例，根據教育部2015年印發的《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建設與運行管理辦法》，高校實驗室原則上面積不低于3000平方米，儀器設備總價值不低于2000萬元。“這也意味著，吃‘財政飯’的科研機構，從場所建設、運營開支到試驗器材采購維護，都能獲得政府支持。”光啟集團電磁設計部部長商院芳表示，民辦科研機構則不一樣，除了課題經費，其他開支基本都要自籌，“在光啟，人員經費主要靠公司提供和產業端支持。”

　　商院芳認為，市場化背景下，只有市場回報才能給民辦科研機構的創新帶來持續投入。研究院的研究項目主要來源于產品研發階段的技術難題，或是可以預見的、有顛覆性的前沿技術。研究院對科研人員的評價方式，則完全取決于項目的轉化率。“這樣的研究有的放矢、接地氣。源頭創新跟上了，產品就有了發動機。”

　　在光啟，一旦確定產品項目，研究院會快速抽調各領域的技術人員，組成攻堅團隊。以“旅行者”3號為例，該項目就整合了航空航天、大數據、通信、材料等多個領域的專家，“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做出成功的產品。”光啟臨近空間創新總監周飛說。

　　“傳統實驗室里，超材料可能只是一個實驗報告或者一篇論文，而在光啟，則可以變為平板天線，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市場價值。”光啟高等理工研究院科學家王今金表示，民辦科研機構面向市場，既尊重科研規律，也尊重市場規律，“是有效解決科技創新與經濟效益‘兩張皮’的方法之一。”

　　機制靈活，讓資源使用和人才引進培養更高效

　　“我的一個朋友是國內知名高校的博士，想留校但沒有編制，最終去了企業。”這是讀博期間，商院芳親身經歷的一個故事。他認為，盡管傳統高校或科研機構是“鐵飯碗”，但有限的編制和經費，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優秀人才的發展空間，給創新帶來不利影響。

　　在光啟，員工實行全員聘用制，優勝劣汰，最大限度地提高資源使用和人才引進、培養的效率。商院芳認為，民辦科研機構人才的提拔、運用，不需要受到硬性條件的牽制，“只要你能做出貢獻，一定獲得相應的回報。”商院芳說。

　　2014年，周飛賣掉在上海的房產、汽車，舉家搬到深圳，從公辦航空航天院所跳槽到光啟。“傳統研究所為了保障成果的可靠性，在創新方面往往乏力。而民辦科研機構的組織方式更加靈活、高效，有利于激發創新活力，科研人員也往往干勁十足。”他認為。

　　“項目成功轉化，科研人員會獲得相應的項目獎金和轉化激勵，這也調動了科研人員的積極性和創新熱情。”王今金說，大體制適合做大創新、研究國之重器，而民辦科研機構更擅長微創新。公辦和民辦科研機構各有分工，形成多層次的創新體系，能夠讓科技創新更有活力，“我相信，會有更多革命性的創新從民營實驗室里走出，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推動力。”

　　如今，光啟研究院的科研團隊中90%的成員年齡都在35歲以下，1/3的研究人員具有哈佛、牛津、劍橋等著名高校的博士學位或著名科研機構的工作經歷。年輕成員為團隊帶來了新的想法和活力。“我在這里嘗試了過去幾十年都不敢做的實驗。”一位新加入光啟的科學家說。

　　“新型研發機構的種類模式有多種，民辦非企業模式是其中一類。”劉若鵬認為，隨著黨的十九大召開，科技創新也迎來了一個新的黃金時期。黨中央對創新的重視，讓新型研發機構尤其是具有企業屬性的創新主體，可以更好地發揮對未來的想象力、創造力與執行力。“我們更要找準前沿科技的創新方向，絕不能人云亦云、追趕概念。要找到一條從前沿創新到重大生產力變革的最短、最優路徑。”劉若鵬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