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環境與健康風險交流

　　浙江省海鹽縣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項目規劃選址論證公示，引起了社會公眾的關注。海鹽縣相關領導近日在新聞通報會表示，經研究，海鹽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項目已停止。接下來在政府項目建設中要進一步完善和健全更加有效的“民主促民生”的協商機制和方法，與民眾協商溝通。

　　近些年，不少擬建的垃圾焚燒廠、化工等項目，常常因為公眾對環境健康風險的質疑而匆匆下馬。對此，專家表示，相關機構應充分了解公眾對風險是怎么認知的，在溝通過程中，知道怎么去回應、引導公眾風險認知，通過良好的溝通化解公眾焦慮情緒。

　　風險交流做不好會加劇公眾對風險感知的偏差，支離破碎的信息也會加重公眾心理負擔

　　目前，環境健康風險主要有3類：一是突發性環境事故，如危險化學品生產與存儲、運輸過程中的火災、爆炸與泄漏等。二是累積性污染在特定條件下造成的突發性事故。三是長期慢性環境風險，比如霧霾、污染場地、化學品在環境中的長期累積等。

　　根據統計數據，近些年來，我國環境污染事件發生的頻率一直在下降，但公眾卻認為環境健康風險變大了。

　　對此，南京大學環境學院院長畢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一是因為大多數人對風險的認知來自突發事件，一些特別重大的污染事件帶來的沖擊效應，數倍甚至成百倍于較小的污染事故，公眾普遍不能接受發生概率雖然小，但是后果特別嚴重的事件。

　　二是風險交流沒有做好。如PX項目，在實際風險與公眾感知風險之間存在極大的反差，無論是政府，還是學者，均未能在適當的時候給出合理的解釋，加劇了公眾風險感知的偏差。加上公眾參與的缺失，讓公眾以為其中隱藏著更多說不清的東西，造成了惡性循環。

　　中國疾病控制中心研究員王若濤持同樣觀點，他認為，任何風險事件發生之后，都會對公眾感情造成刺激。這種感情上的刺激，叫情感反應。在強烈情感反應下，尤其是在信息不完全的情況下，人們的感知會有問題。

　　他列舉了兩個最常見的問題：一是公眾會選擇性地聽和理解；二是一旦有了強烈情感刺激以后，公眾多會從負面考慮問題。他舉例說，如某一段時間連續發生空難事件，公眾就會有一個強烈的感受：坐飛機不安全。其實不然，以前經常坐飛機，并不會這么想，但媒體接連報道的空難事故，會讓公眾在情感上有一個自然的反應，認為坐飛機不安全了。

　　王若濤表示，對于風險感知，人與人是不同的，專家、政府、媒體、大眾各不相同，當事人、密切相關人與一般相關人也不同。專家眼中的風險是以統計、風險幾率和死亡率等數據所估算出來的，是科學數據與幾率，是對群體造成的影響；而對于普通人來說，風險是對個人生活造成影響的嚴重性、可能性，是時空距離的心理感知。常常不會站在群體的立場，永遠是站在自己的立場考慮問題，而且往往是憑借個人經驗。

　　他強調，實際的風險與公眾感知到的風險是截然不同的。風險感知不一樣，反應就不一樣。這一點在環境健康風險溝通交流過程中，必須要注意到。

　　為什么公眾采取抗爭的方式，而不是心平氣和地坐下來溝通？在專家看來，實際上不是公眾沒有理性，而是基于已經看到的行業現狀，而產生憂慮。如信息公開，相關環保組織在2012年和2014年做了全國所有垃圾焚燒廠的信息公開申請，但兩次的結果都是只有30%左右的回復率。

　　王若濤表示，信息的缺乏會引起關系人的高度焦慮，獲得支離破碎的信息也會加重人們的心理負擔。

　　有效的風險溝通必須用與聽者高度相關又熟悉的實例來說明，用簡單明了、清晰易懂的語言

　　王若濤認為，開展環境與健康風險交流，必須認識到普通公眾對風險感知與政府、專家的差異。有效的溝通，必須用與聽者高度相關又熟悉的實例來說明，并且要用簡單明了、清晰易懂的語言。在風險溝通時，盡量不要用負面語言，多介紹當前在做什么，而不是沒做什么。

　　他將環境健康風險交流的模式總結為3個，一是信息發布和傳播，二是雙向交流和健康教育，三是參與式決策和共同管理。

　　其中，信息發布和傳播，如新聞發布，這是最常見的一種溝通方式。對于雙向交流和健康教育，王若濤表示，現在環保部門、媒體和相關人員的對話交流很少，即使有溝通往往缺乏足夠的策劃，常常是應急。出了環境健康事件，媒體報道后公眾關注了，才被迫出來說話。

　　比如，垃圾焚燒廠項目做了環評，得出的結論是什么，如果環評通過，為什么能通過。如果出現抗議，怎么應對，有沒有預案。他認為，環境健康風險溝通要由被動的信息發布與傳播，轉變為主動、有預案的雙向交流和健康教育。

　　環境健康風險交流的最終目的是讓利益相關方達成共識。王若濤表示，許多西方國家把風險溝通當成參與式的決策和共同管理，這樣做最大的好處是責任分擔，形成共識。

　　另外，進行風險溝通時還必須認識到，目前我國社會是一個網絡社會和熟人社會并存的狀況。

　　他說，網絡社會最大的特點，就是普通公眾借助網絡與公眾調查，充當“公民記者”的角色，通過轉發、跟帖等方式迅速傳播信息，起到放大的作用。而且專家和政府部門的風險論述也常常遭遇普通公眾“公民新聞”的解構與顛覆。

　　除了網絡社會，同時還存在一個熟人社會，在一個小圈子里，如社區內，大家彼此比較信任。

　　此外，王若濤還強調發揮民間環保組織在環境健康風險溝通中的作用。他認為民間環保組織的介入，對于解決爭議和達成共識，避免非理性維權給全社會造成傷害，都有積極意義。

　　■ 焦點

　　有效溝通的關鍵是建立信任

　　信任是開展良好溝通的基礎，中國疾控中心研究員王若濤認為，風險溝通最關鍵的是建立彼此的信任感。

　　現在，網絡成為人們獲悉信息和傳播信息的重要渠道。王若濤說，有意思的是，人們對網絡信息既信任又懷疑。人們對網絡信息是抱著高度懷疑，但又愿意傳播。

　　“公眾比較相信的信息從哪兒來？從熟人社會，就是因為信任感。”王若濤說，一定要建立公眾對環保部門的信任，對環保專家的信任。有影響力、有信任度的專家和發言人的培養，對于有效溝通非常關鍵。

　　為了做到這一點，他認為專家、發言人首先必須充滿關懷、同情和理解之心，并且要高度自信、內行專業；二是體現奉獻精神和承諾負責任，不能推卸責任；三是要創造一個友好的氣氛，保持謙恭，構建信任感。

　　為了贏得公眾的信任，專家還建議，在就突發環境健康事件開展風險溝通時，應當建立一個合理的預期目標，告訴公眾現在所提供的信息和建議只是基于目前所知的、所掌握的，但隨著對事件的進一步了解，所提供的疾病特征、防控措施等信息會發生變化的。

　　此外，政府部門應該就已知的和未知的情況與公眾進行積極溝通，讓人們知道一旦有新的信息政府部門會及時告知他們，讓他們了解到政府應對事件所做的決策和過程，并在描述情況及應對中表現出開誠布公的態度，以滿足公眾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