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示我國山地（山區）的現狀及多元性

貴州黔西南山區的布依族山民在趕墟

　　生活在大山、高原的人們，往往都有一副高亢嘹亮的好嗓子。他們多半都是在特殊的地理環境里所后天練就——地勢的空曠和高海拔，就是為他們天造地設的排練場和演習廳。

　　陜北姑娘王二妮早年在《星光大道》一出場，《山丹丹花開紅艷艷》的民歌震驚四座，更別說其他陜北漢子“喊”和“吼”出的“信天游”。其他生活在大山、高原上的歌手如九寨溝的容中爾甲等，這些原生態歌唱家的后天“訓練”，大體也是得益于山區空曠而又高峻的天然排練場和演習廳。

　　一副嘹亮高亢的嗓子，不僅僅是山民們平素進行語言交流、歌唱娛樂的最重要器官，甚至也是他們一種重要的生產“工具”，這一特殊而又美妙絕倫的“工具”，在山民的日常生產和生活中起著巨大的作用。在我國很多的深山老林中，人們世世代代至今，一直都沿襲著“喊山”的習慣和風俗。

　　“喊山”，就是山民與山的親切對話，山民對山的友好呼喚。山民在山間和田野勞作時，自由地運用自己的嗓音，能使聲帶的發音功能發揮到極致，并以此得到大山的回聲與應答——這樣自由傾訴、對話、交流的效果，遠比那北京天壇回音壁前游人如織、聲音嘈雜的環境要好得多，更加情景交融、也更加天人合一。

　　山民“喊山”最初的意圖，無非是為了嚇唬在山中四處奔突的野獸，也借此驅散趕山人一路攀登的寂寞和孤獨。后來人們在生產實踐中還發現，與“喊山”的道理如出一轍，整齊的勞動號子不僅可以激發、調動個體的能量，還可將眾人的全部力量都充分凝聚起來，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

　　武夷山有“喊山”祭茶神的習俗。源于武夷山民間祭茶神、山神，元代武夷山皇家御茶園將之演繹為開山儀式，在每年驚蟄之際，當地和御茶園的官員、場工，登臨“喊山臺”，供祭茶神，宣讀祭文，后率眾人高喊“茶發芽！茶發芽！……”表示對茶的敬意，祝茶葉豐收，茶事順利。

　　我國東北等林區早年有“喊山”的傳統。采伐工人每逢要伐倒一棵大樹，都要“喊山”。根據大樹生長的態勢確定大樹倒下的方向，發出“順山倒”、“橫山倒”，或者“仰山倒”的呼喚，對同伴和可能路過的旁人加以明確禁示。傳統的“喊山”，也是巡查山林的安全員提醒大家注意防火的呼叫聲。

　　“喊山”，如今還成為城市“減壓”一族的一種消遣和運動，以此發泄和釋放內心的壓力，被人們自然而然地發展成為了一種特殊的具有健身、娛樂功能與特征的文化——登山發出的興奮而高聲的呼喊，是一種最佳的、綠色的、值得提倡的有氧運動。

　　2010年10月13日，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發布了《地球生命力報告》。調查分析指出，熱帶物種的種群數量正在急劇下降，人類對自然資源的需求已經超出了地球生態承載力的50%。該報告顯示，自1970年以來，地球生命力指數下降了30%，這表明人類生存和發展所依賴的生態系統基礎物種的健康程度下降了30%。

　　“地球病了！”世界自然基金會副首席代表李琳博士表示，“這個報告是在為生病的地球把脈，找出病癥。”

　　大山是真誠的、巍峨的、裸露的；我們人類的情感也應該是坦誠的，高尚的，似乎也應該是可以對朋友赤裸地相向的。在“喊山”的過程中，我們會和大山掏心掏肺地對話，但這樣的對話即便可以是情人耳鬢廝磨一般的竊竊私語，也可以是兄弟敦促警告一般聲嘶力竭地喊，但卻不能欲說還休，“猶抱琵琶半遮面”。

　　“喊山”，無論是順山、橫山、還是仰山，山，都應該是不倒；地，都應該是不陷。

　　人，在不斷地對山呼喚和喊叫，山，在從容地對人回聲和應答，這一呼與一喊，不但驅趕走山林間層層疊疊籠罩的孤獨與寂寞，也撫慰人們旅程長途跋涉疲憊不堪的身心；這一應與一答，也足以喚醒山林間帶著露珠的清新早晨，或許，還能讓睡眼惺忪而迷離的城市中的人們覺醒和頓悟呢！

　　甘肅舟曲特大泥石流災害之后，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環境監測院專家發出警告：“截至2009年全國共發現地質災害隱患點20萬處，威脅數千萬人民群眾的生命和1200多億元財產安全，其中特大型和大型地質災害隱患點1.6萬處，威脅人口700萬，威脅財產安全840億。”也就是說我國至少還有1.6萬個與舟曲類似的地質災害隱患點。

　　“這個地質災害的大賬單實在令人震驚。”原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顧問石山先生對《科學時報》記者說：我們的生存環境到底怎么了？為什么“千年不遇”的大災都趕在一起接二連三地出現？

　　石山先生分析：建立新中國的60年來，是我國山區被砍了的“五刀”，使我國的山區生態環境遭到了嚴重破壞。其中，第一刀是毀林開荒；第二刀是超量砍伐木材；第三刀是大量修建水庫；第四刀是不顧環境后果的開礦；第五刀是大樹進城。

　　“這‘第五刀是大樹進城’的說法，其實并不是我先提出來。”石山先生在接受采訪時實事求是，“這‘第五刀’，是安徽省休寧縣縣委書記提出的。2007年我到休寧縣調研，和縣里干部聊起山區建設，我講了上面的‘四刀’，縣委書記當即補充：我再加上一條：大樹進城是‘第五刀’。他的這一刀加得很好，雖然它對山區生態的傷害程度，‘大樹進城’這一刀可能不及前面我已經提到的四刀，但他這一刀的說法卻足以使人們看到，城市太不把山區當回事了，完全不懂山區的分量。我們不應忘記，許多城市的水源地都在山區，飲水為什么不思源呢？！”

　　談到為何必須重新認識山區時，石山先生說到其中的兩個重要原因：其一，山區是中華民族的生存保障；其二，山區是個極其復雜的大系統。

　　新中國成立60年來，因為各級領導的認識不到位，接連不斷對山區砍下的狠狠5刀，導致我國許多山區已經千瘡百孔，國家級和省級貧困縣80%在山區，約占山區縣的一半，這些縣百姓窮、財政窮、環境窮，患了貧困綜合征。石山先生說：一旦廣袤山區的自然狀況遭受到破壞，就必然注定會毀壞我國的生態系統，今年全國從南到北的大旱大澇就是這60年破壞山區的惡果。

　　“西南是我國水資源豐富的地區，原來的生態環境也很好，今年西南卻旱到令全世界震驚，為什么？”石山先生設問后說：其他的原因姑且不講，我們看看航拍圖片，西南部那里一片紅土，山都光禿禿的，別說是樹，草都少見，哪有水？自己的‘山窮’了，沒有水了，上游呢？專家說，今年上游流下來的水量比平時少了25%～30%，因為冰川后退、草場退化、濕地和湖泊的消失。源頭和冰川之間成了荒漠，上面有點雪融化水下來，一到荒漠里就蒸發了，三江源頭草原荒漠化，水少了。專家斷言：今年西南旱災的關鍵就在于對西藏生態環境的破壞！”

　　石山先生說：“山窮”的結果導致“水盡”，“水盡”的結果我們敢想嗎？保命的“中華水塔”水量銳減、全國的地表水80%被污染、我們的工業和生活用水是在靠地下水維持，全國已形成地下漏斗區100多個，面積達20萬平方公里，淺層水不夠用，已經用到深層地下水，那些水可能幾百年都補不回去……之后我們還有水用嗎？！

　　古代有句成語叫做“山窮水盡”，真是精妙之至的邏輯推理，不僅說明我們老祖宗早就看破了紅塵，參透了禪機，也完全符合自然辯證法的規律：“山窮”必然就會影響“水盡”，導致“水盡”；而“水盡”的惡果，又必然會影響到“山窮”，導致“山窮”。如此的周而復始的惡性循環，“山窮水盡”的殘局將如何收拾？！當我們毀掉了占國土面積70%的山區，就不得不直接承受水資源枯竭的噩運，慘遭旱澇災害連續不斷的生態浩劫！

　　石山先生說：“過去60年虧待山區、錯待山區，正是因為我們頭腦發昏，沒有‘山區是中華民族的生存保障’清醒的認識。”

　　石山先生正色道：希望這份令人震驚的地質災害大賬單、2010年這些“千年不遇”的大旱、大澇、大洪水、泥石流、崩壩、地陷……能夠使更多的人們，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驚醒，下大決心建設我們的山區，挽狂瀾于將倒！

　　2010年9月18日早上，本報記者一邊吃飯，一邊看中央電視臺的新聞頻道，一條重要新聞吸引了本報記者的注意力：《北川：擂禹路再次中斷12鄉鎮成為孤島》。

　　記者差點以為是中央電視臺重報（誤報）的新聞——這樣重報（誤報）的新聞，在我國的一些媒體上不是沒有發生過——由于編輯工作不慎而發生的錯誤，無形中時光倒流，將去年甚至前年的新聞作為今年、甚至今月、今天的新聞重新拿出來加以刊登。

　　但記者分明聽到：連日來突降暴雨導致的泥石流，截止的時間是2010年的9月17日。

　　“北川”、“擂禹路中斷”、“12個鄉鎮成為孤島”的三個關鍵詞，無論在2008年汶川遭受大地震重創之后的幾個月，還是在2009年的雨季里，包括今年，我們已經聽到的實在是太多太多了！因為只要有連降暴雨發生，就難免會帶來山區（山地）的泥石流、帶來滑坡，而“泥石流”、“滑坡”這兩個關鍵詞，又始終如影隨形、甚至是“永遠”如鬼魂附體一般似的，是和山區（山地）聯系在一起的！北川，就恰恰處在這樣的山區（山地），而且是山勢陡峭險惡、自然災害頻頻發生、交通十分不便的山區（山地）！

　　中科院成都山地災害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韋方強是泥石流研究的專家，他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我國發生的與山區相關的自然災害，主要是泥石流、滑坡、山洪、雪崩、堰塞湖的潰決等，這是快速發生的自然災害。還有一些緩慢發生的自然災害，比如水土流失等。

　　無論是滑坡還是泥石流，常伴隨著山洪的發生而發生，易形成災害鏈。在我國所有的山區，幾乎都會有滑坡和泥石流的發生。韋方強說：泥石流主要分布在我國的中高山區，但在低山區甚至丘陵區也有分布。如果發生雪崩，低緯度的一般發生在高山區，高緯度地區可發生在中低山區。堰塞湖則一般發生在深切割的峽谷區。

　　我國地貌呈階梯狀分布，在每個階梯的過渡帶，都是山地災害分布集中的地方，因為過渡帶地質構造活躍，地形梯度大。韋方強說：“閩浙山地由幾組平行于海岸線的山脈構成，以中山和低山為主，也存在山地災害，雖然山地災害的頻率和規模不大，但由于這一地帶經濟發達，山地災害造成的損失卻可能很大。

　　韋方強曾在東川泥石流觀測研究站工作多年，該站位于我國昆明著名的蔣家溝。韋方強介紹說：東川的小江是金沙江的支流，全長138.2公里。兩岸山坡陡峭，相對高差1000米～3000米。由于江兩岸巖層結構松散，加上河谷兩岸植被稀疏，深切割的溝谷十分發育，因而這里極容易形成規模巨大的泥石流。沿江兩岸大小分布著泥石流溝170多條，這樣的分布在世界上也屬高度密集。其中蔣家溝的泥石流發生頻率最高，每年平均發生15場。我們觀測到的最多的是一年發生28場，并且集中在雨季的3個月里，平均約3天一場。所以老一輩科學家選擇這里做泥石流的觀測研究站點。

　　西藏自治區地質環境與災害防治科學研究所所長多吉，是在藏區多年從事地理與地質科研工作中成長起來的第一位藏族院士，他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西藏以及我國國民經濟建設的可持續發展，要與我國的山地特征結合起來開展長期的研究。我國現正在開展的國土開發與發展規劃，如何擬定其發展戰略思路，還缺乏基礎的資源調查研究和深刻認識，這樣開發與發展就會比較盲目，規劃起來也沒有科學依據。加強山地方面的基礎研究，現在有關高層決策者開始在關注，但是沒有達到很重視的程度。

　　多吉院士說：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側重開展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災害研究，雖然已有所成效，但在我國絕大多數西部地區，如何將山地科學與經濟發展結合，大多還沒有摸索到門道，停留在一些粗放型的管理和發展方式上，還沒有真正把山地科學的作用發揮起來。

　　古語說：“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大而言之，鑒于我國山地（山區）的獨特與復雜性，江河若未能有效治理，森林植被若未能有效恢復，山區生態若未能有效保護，發生泥石流等山區自然災害的情況，恐怕也就在所難免。前年的北川如是，今年的北川、舟曲亦如是。我們必須防患于未然，堅決采取各種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將泥石流等各種山區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失降低到最小程度。最為要緊的是：泥石流或可以橫沖直撞，肆虐一時地“流”，但我們各級政府、領導干部的防范意識卻不能“隨波逐流”。

　　我國西南地區是喀斯特發育的地區，裸露和半裸露的碳酸鹽巖山地連片出現。主要分布在貴、桂、云、川、渝、藏等地區，該區域與黃土高原干旱區域遙相對應，構成了中國一南一北最為貧困的兩片區域。

　　劉東生院士潛心鉆研黃土60年，2003年獲得了我國最高科學技術獎，他早在1988年就曾說過：中國區域性的環境地學問題，北有黃土高原，南有喀斯特，這里的山地問題都比較復雜。

　　廣西環江縣是我國唯一的毛南族自治縣，全縣土地面積4572平方公里，人口40多萬，其中，毛南、壯、瑤、苗、么佬等少數民族31.3萬人。該縣長期以來交通閉塞、文化落后，雖有豐富的資源卻未能開發利用，社會經濟發展緩慢，是全國有名的貧困縣。

　　中科院亞熱帶農業生態研究所所長王克林回眸歷史，對本報記者介紹說：桂西北喀斯特地區石山面積比重大，水土資源短缺，旱澇災害不平衡，而資源缺乏、環境脆弱的大石山區的人口密度，遠高于土地資源相對豐富的土山丘陵區，1995年以前竟有50萬的農民群眾，生活在人均耕地還不足0.3畝的大石山區。但在土山丘陵區卻有大量荒地資源未得到開發利用。從1995年開始，國務院和廣西壯族自治區區政府實施“異地扶貧開發”工程，將失去基本生存條件的大石山區特困農民，遷移到土地資源較為豐富的土山丘陵區，進行異地開發建設，使他們脫貧致富。

　　一份研究資料表明：生態移民在減輕大石山區人口壓力的同時，無疑也會增加遷入地人口壓力。桂西北部地區以紅壤荒丘為主的土地資源雖然較為豐富，但也存在坡度較陡、地形破碎等不利因素。印尼、巴西、埃塞俄比亞等國家，在過去進行的生態移民中，曾普遍出現把環境災害與貧困都轉移到新遷入區的現象。

　　為實現生態移民區域的可持續發展，中科院亞熱帶農業生態所協同廣西科技廳、廣西扶貧辦，根據環江縣中部紅壤荒山丘陵土地資源豐富的優勢，選擇在環江縣城北3公里處的肯福，從1995年開始，在這里建立異地移民的科技扶貧開發示范區，示范區土地面積3700畝。通過研究移民環境容量，編制綜合開發建設規劃，重點進行技術產業培植與強化的關鍵技術攻關、配套技術集成。同時還探索并推行異地扶貧開發新的農村經營管理與農業持續發展運行機制，為喀斯特地區提供了異地扶貧開發示范樣板與技術輻射源。

　　1997年10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移民專家Robyn Iredale 博士考察該示范區，她認為：發展中國家移民在遷入區域因為破壞環境，從而再度陷入貧困的問題非常普遍，環江示范項目能在短時間內取得這么大的成就，簡直就是一個奇跡，為其他發展中國家環境移民提供了寶貴的創新經驗。

　　環江縣也是我國西南最大的生態移民安置縣。環江縣縣長蔣向明對記者介紹：“環江是國家扶貧工作重點縣。環江人民在自身尚需扶貧的情況下，十幾年來，用博大的胸懷，接納了都安、大化、東蘭等縣的6萬移民，為生態移民作出了巨大犧牲和貢獻；靠科學技術創造出了青山常綠的奇跡！”

　　蔣向明并不完全順心遂意。他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道出對環江縣現狀的一些憂慮：我們目前還是國家級貧困縣，大石山區農民百姓的生活仍然還比較艱難。全縣人均收入3080元左右，低于廣西人均收入，更低于全國人均水平。國家若要對我們進行生態補償，政策該怎么落實和兌現？而我們采取異地安置搬遷的移民，目前的收入已經超過全縣的人均收入，人均超過5000元，“因為搬遷出來后他們的交通方便，擁有土地面積也多，不斷的變換種植品種，如種植甘蔗、中藥材、水果，種桑養蠶、飼養牛豬等。勞務輸出政府主要負責培訓和引導，現在他們憑個人意愿去外面打工，政府不再大規模地組織了”。

　　“貧困地區最需要國家在產業政策上給予大力扶持。原來扶貧的模式是輸血式，輸血肯定也需要，但我們真正需要解決的，是要形成貧困地區自身的造血功能。”蔣向明縣長直言不諱，“現在全國的產業政策若一刀切，我們落后地區永遠趕不上發達地區不說，而且貧富差距還會越來越大。”

　　“中國的山地多種多樣，在山地上修建的公路也多姿多彩。公路有的向上伸展，也有的向下伸展。”采訪中國國家地理雜志社長李栓科，他對本報記者說，“比如黃土高原，路往往都修到了高原的上頭，而梯田則往往在高原的下頭。”

　　李栓科介紹說：怎么讓讀者理解并領略中國的山地呢？我們用“路”的視角看，為此曾專門策劃出版了一期專號，叫做《奇路中國》。

　　在《奇路中國》中，青藏之路周邊是天險，核心地帶則是坦途。橫斷山區則是萬山不許一路通：“可能世界上最為險峻的路都集中在這里。彎路多，盤山路多，災害更多：滑坡、泥石流、塌方、洪水、地震、雪崩……”大渡河畔手掌般的公路讓人瞠目結舌：“一段辟山修筑于峽谷陡坡上的公路，仿佛就掛在山體巖壁上。尤為令人叫絕的是，這段公路活脫脫是一只伸出來的大手的形狀，手臂渾圓，指尖如削。”

　　有張川藏線的海拔高度變化圖，是每隔一公里采集一個海拔高度值繪制出來。這張圖生動再現了這條路海拔變化之劇烈，從海拔512 米的成都到海拔3650 米的拉薩，2000 多公里的距離內，地形的起伏變化有如心電圖一樣。

　　從西藏的波密去墨脫，要翻越的一座海拔4000多米的嘎隆拉雪山。李栓科對本報記者說：過去一直說墨脫是中國唯一不通公路的縣城，其實這是一種輿論的誤導，實際上墨脫早已通了公路，我本人乘坐的越野車就曾通過那里的公路到過墨脫，“只不過這里險峻崎嶇的公路非常危險難走，特別是大宗物資的運輸要分成兩段，接力賽般地進行。而在每年5月至11月，墨脫一帶剛好進入了雨季，一處處的路被山洪沖毀，或者被泥石流、塌方掩埋。這時節墨脫的路是北通南不通”。

　　《中國國家地理雜志》總編輯單之薔說：“我外出除非趕路，要不總是要躲開高速公路，把車開向低等級的路，路的等級越低，沿途的收獲就越大。”“今天高速路越來越多，我擔心那些‘之’字形的盤山路，將要成為古董消失了。”

　　單之薔這番話，作為職業旅行家而言合適，若對祖輩生活在山區的農民群眾而言，還是希望高速公路能盡早修到自家的門口，讓他們或早日能便捷地走出大山，去城里上學、打工，謀取新的生活；或早日能將自己的農副產品送到城市，以換取必要的銀兩和生活的必需品，而不要飽受“糧賤”和“果賤”的憂傷。那“之”字形的盤山公路若有朝一日成為古董消失，也就自然不足惜。

　　本報記者不久前在黔西南采訪，領略過回昆明的高速公路便捷無比。這里隧道一個緊接一個，一個隧道比一個隧道長，汽車不一會兒就要重新鉆進隧道里，以至白天行駛的汽車因為老是要開頂燈，司機干脆就讓頂燈一直亮著。

　　而記者早在1986年夏天進行的兩次采訪，足以看出平原與山區、東南沿海與西部邊疆公路交通的極大反差。

　　記者選擇“中國海岸帶”的話題采訪，在廣（州）——汕（頭）上，即便是半夜里行車，廣汕公路線上也是車水馬龍，汽車紅色的尾燈亮成一片，儼然如市區的不夜之城。但經過回北京一星期的休整，記者馬上奔赴新疆采訪我國原子彈實驗基地，從烏魯木齊前往馬蘭基，在崎嶇的沙石公路上，汽車翻山越嶺跑了兩天，除了顛簸和寂寞，且不說碰到別的車輛和路人的興奮，若能看到一兩只小鳥飛翔過頭頂，都會感到無比的新鮮和有趣。因為這兩次采訪的時間間隔很短，而剛好又是從最繁華的改革開放前沿，到了最荒涼的西部戈壁腹地，所以，這兩處交通的便捷與閉塞、順暢與崎嶇，天壤之別的反差，給記者留下刻骨銘心的記憶。

　　2000年一次在新疆的采訪，同樣給記者留下終身難忘的印象：在沙漠里驅車幾天之后，記者一行看到荒涼的沙石路邊上有位賣哈密瓜的老漢，便停車小歇片刻并與老漢搭話。這位維吾爾族的老漢很淳樸，知道記者一行從北京來，真誠而親切地說：“你們啥時會回北京？請代我向鄧小平問個好啊！”從老漢黝黑而歲月滄桑的臉上，記者不難看出，他大概這輩子就沒有走出過他所居住的山村，更談不上走出過幅員遼闊的新疆，他以為北京就像他所在的山村一樣大，記者在北京隨時隨處都可以見到鄧小平，就像他山村里生活了一輩子的鄉親那樣，可以“抬頭不見低頭見”。

　　首都師范大學常務副校長、俄羅斯科學院的外籍院士宮輝力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我們要關心并注重山區農民和外界的聯系，因為無論是山區農民的生產活動還是生活方式，都不可能被限制在一個極為狹小的區域、幾乎與世隔絕的環境里，更多的農民需要從大山里走出來。他們如何從大山里走出來是一個重大的問題，走出來也有多種的方法方式，“發展山區的公路交通，讓山民們方便地從深山老林里走出來，這就意味著他們能面臨新的世界，有新的生存發展的機會，能共享人類的成果”。

　　“古來名山僧占多”，在那些或道教或佛教或儒教的名山之中，那些無論是遵循傍山依水、崇山敬水的建筑原則，還是那些尊崇自然、師法自然的建筑格局，都讓我們感受到古代圣哲高遠的思想境界。

　　道、佛、儒山居的一磚一瓦、一梁一柱，一堂一室，無論從局部還是到整體，從微觀還是到宏觀，并不力圖去顯示人類本來不應該有的“心機”，也不是非要靠開挖和斧鑿，去取得“巧奪天工”的所謂美名，而往往是依靠那些自然的山體與山勢，憑借自然的坡度與高度，盡量削弱、淡化人工開挖和斧鑿的痕跡，使得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能與建筑融為一體，無論是山，是水，都能與生活在這里的人們和睦共處，山的壯麗、水的柔美，建筑的秀雅，真正達到了既友善又和諧地交相輝映。

　　“各類土木工程，是地質、氣象災害的主要載體。大量人員傷亡、財產損失常常不是地震、泥石流、滑坡等造成的，而是不合理的土木工程建筑所為。”做客世博會“相約名人堂——與院士一起看世博”，中國工程院院士、地震與防災工程專家謝禮立語出驚人，揪出了各種災害背后的真兇——那些不合格的土木工程。

　　據相關媒體報道，只要設計合理、施工得當，山區一棟很普通的草房子或者磚木房子，也可以抵抗烈度為11的大地震。相反，土木防災不到位，即使是鋼筋混凝土，也會成為“樓歪歪”甚至“樓倒倒”。謝禮立院士說，目前，科學家已經掌握了設計建筑“不倒房屋”的各種土木工程技術。有了這樣的“不倒房屋”，即使地震等山區災害來臨，也可能避免家毀人亡的慘劇。

　　首都師范大學教授宮輝力接受本報記者采訪說：在2009年圍繞山區問題舉行的一次香山科學會議上，我提出了建設山地住宅的一些觀點：山地住宅就是生態住宅，在國外屬于新興的住宅方式。我國需要在這方面加強基礎設施的投入。山地住宅的建設在發達城市如重慶、昆明等地都解決得很好。如果我國能把城市的一些基礎設施延伸到山地住宅，像水、電、氣、交通，就能在某種程度上緩解目前城市的巨大壓力，也可改變我國城市規劃中不斷“攤大餅”的趨勢。

　　國家林業局山區處處長陸詩雷博士是位曾留學瑞典的學者，他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中國的國情和山情，我認為比較適合“田園散居”。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造成的次生災害，究竟是什么原因所致？因為山區人口過度集中，一些山區甚至建的是高樓、危樓。在汶川這個地震斷裂帶地方，非常不適合人口過度集中，也非常不適合建高樓。泥石流發生而導致的慘劇，其中有個非常重要的直接原因，就是在山體的陡坡處建立不合適的集中住房，平常若是不下大雨一般也就相安無事，一旦連續下起大雨，因泥石流發生而導致慘劇的三個要素就基本都具備了。

　　在現階段，我國只是片面注意城市的建設與發展，從而某種程度上忽略了山區的穩定與和諧——這本來就應該是我們高度關注、努力解決的——肯定會發生嚴重問題，在我國糧食沒有足夠保證的情況下尤其是如此。陸詩雷說：城市的周邊一般都是肥沃的農地，哪怕在山區縣城的周邊也都是好土地，如果新建高樓大廈把這些好土地都侵占了，怎么能保證糧食的供給？如果提倡百姓自由散居、田園散居就相對好辦。

　　在山區百姓成片集中的地方，既要有利于居住，又要有利于生產。陸詩雷說：要用田園散居的自給自足，滿足百姓的生活和生產需求，高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恰恰也能滿足田園散居的百姓的這種信息和通訊需求。原來山區交通不暢、信息蔽塞，文化落后，不是因為更多別的原因，人與人之間最大的差別之一就在于對信息的占有，就是信息的實用性和有用性。今天，無論是手機還是互聯網，信息和通訊都已經很發達。過去山區不架上高壓電線就無法解決照明，現在靠風力發電、生物質發電等就可以解決生計。

　　山區的居民很有智慧，陸詩雷說：比如在西藏，那里的許多藏式建筑都像炮樓一樣，就是很好的防震建筑、生態建筑，從建筑物里還能看到山景和石頭，沒有破壞山的原貌——當然，高原和山區在封建社會落后的生產力，也不足以能把整座山炸掉或炸平——人家還要看山上的風景和風水，這的確是很有文化意蘊的事情。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讓我們現代人也來到陶淵明式的山居，在那里即便是沒有田園牧歌，也可以抒寫心曠神怡、我們回歸自然的詩作與“筆記”。

　　網絡上有篇文章說：今天，為了改變首都變“首堵”的塞車狀況，北京人也應該與時俱進，從擁擠的城市里疏散一些人到山上居住；利用好70%以上的山區面積，是未來北京建設的重要任務。

　　據統計，16808平方公里的北京市，其中山區面積占全市土地面積的70%以上，竟然不低于全國山區面積占國土面積69%的數字！乍一聽到這個巨大的數字，委實讓已在北京工作了近30年的本報記者吃驚不已。

　　而據《新京報》2010年6月15日報道，北京仍有萬余農民居住深山，2012年全部搬遷。其中，在平谷最北、最偏僻的山村張家臺村，全村百姓生活面臨“五難”，正等待著搬遷下山。和張家臺村一樣，到2010年10月底，北京市有6000多山區農民出山搬新家。目前，北京市共有5萬山區農民已走出大山，221個村將在北京地圖上消失或移位。

　　首善之都尚且如此，更堪說我國中西部的山區。

　　中國地質科學院副院長董樹文對大別山的研究成果有目共睹，他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大別山從它在歷史上形成之日起，就始終是與碰撞、戰爭和貧窮相伴。碰撞結束了、戰爭熄火了，可貧窮依然延續，大別山老百姓還是生活在我國中東部的谷底。

　　董樹文研究員究其自然原因，說：首先，是大別山的礦產資源先天匱乏，大別山是一個“干”的地體，天生沒有“油水”。由于大別山是板塊碰撞帶，山體80%是下地殼和超高壓巖石組成，在地質上屬于沒有水分的干巖石，所以大山腹地幾乎沒有因流體而富集的礦產，大別山所發現的礦產都出現在大別山南北兩側的邊遠地區。

　　其二，人力資源后天匱乏，大別山近代的“戰爭”從未休停，勞動力資源付出太大，文化落后，掃盲任務艱巨，科學知識更是短板。其三，扶植政策乏力，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扶貧工作就從未停止過，但這里仍然是最貧窮的山區，中東部的“鍋底”，直接反映出政策的失效和不力。

　　多吉院士對本報記者指出：現在西藏大部分的農業都在河谷地區，用一句可能人們不太中聽的話說，那只能算是河谷農業，在很小的河川、河谷平原上，利用一些比較稀缺的山地資源，建立起來的傳統農業生產。

　　西藏山區的面積雖然很大，但可利用的面積卻比較少。多吉院士說：西藏地區大部分山高坡陡，自然條件好一點的山地里有些植被和草木，可以適當發展一些畜牧業，但在大部分的山地里，基本上是什么植物都不生長，這樣的山地環境比較嚴峻，極不易于人類在這里的繁衍生存及發展。所以西藏靠自然界這樣的山地特征、靠河谷地區發展一些農業，基本上還是比較傳統和原始的做法。

　　多吉院士強調：“以前我們是靠感性的認識發展山地科學，現在需要我們更多地靠理性的認識，進行社會的、經濟的、人文的全面綜合與交叉，來應對新世紀、新形勢、新局面帶來的各種挑戰。尤其是現在應對全球氣候變暖，所有從事山地研究的科學家，都必須對國家和人民交出令人滿意和信服的答卷。”

　　“目前青藏高原冰川融化的速度在不斷加快，長江和黃河中下游的水量在減少，青藏高原的極端氣候、異常氣候也比較明顯。”多吉院士對記者說：特別是青藏高原隨著全球氣候的變暖而變暖以后，冰川、積雪、凍土的融化，已經產生了一些與國計民生相關的問題，特別是對草原退化、沙漠化的這些跡象在不斷加劇。

　　“青藏高原是我國生態安全的屏障，沒有了它的長治久安，就如同新疆戈壁上的塔里木盆地和柴達木盆地，會失去很好的安全屏障作用，對長江和黃河中下游的影響很大，會導致長江和黃河的水量減少，糧食減產，甚至連東南亞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糧食都會由此減產。”多吉院士最后對記者總結說，“如果青藏高原到處都是光禿禿的大山，這里的大風吹到四川的盆地，就會跟塔里木盆地和柴達木盆地一樣，失去‘屏障’所應有的遮擋與防御功能。所以，我們對青藏高原的生態安全不能掉以輕心，一定要立即著手加強有力的保護，否則就悔之晚矣！”

　　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今年編輯出版了一本書，書名《跨越考研這道坎——就這樣考進中國科學院》，看到這本書，本報記者情不自禁地想：對中國絕大多數的山區孩子而言，要跨越考研這道坎，恐怕首先得“溜索”跨越“怒江大峽谷”，首先得翻越峰巒疊障的高高的秦嶺才行——如若中小學都沒有地方上，何以能考得上遠在大山那邊城市里的大學？更別說考上中科院的研究生了！

　　書中一篇文章吸引了記者的注意力：《抉擇——我的考研歷程》，副標題是《謹以此文獻給我摯愛的雙親》。文章寫到：“自己求學的每一階段無不讓父母操碎了心。小學時，母親每天早上６點鐘準時叫我起床，無論刮風下雨都把我送到村子那一頭的學校早自習，每當臨近期末考試時還要每天為我煮一個雞蛋增加營養。初中時，晚上自習回去稍微晚一點，父親就會到學校來接我。高中時，父母要用自行車載上百十斤的糧食，到離家十幾里遠的學校給我換糧票。大學時，每次假期結束返校，母親總是盡可能地多給我幾塊錢，我知道這是母親稱鹽買油的錢啊！”

　　記者不由為之動容。經過一些周折打聽知道，張洪波2009年從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博士畢業，現已留在研究所工作。

　　張洪波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家鄉河南焦作博愛縣陽廟鎮，我中小學的同學家庭貧困，很多在完成九年義務教育后，就選擇了外出打工掙錢貼補家用。一些同學堅持讀書，考取了師范、衛校、技校等，學得一技之長后服務社會。如果師范畢業回農村當教師，這對我的同齡人來說是非常好的出路，但師范的錄取分數線非常高，能考上的鳳毛麟角。”

　　“有些同學家里窮，無論路有多遠，都用家里帶來的糧食換學校食堂的飯票，有的家長為了省錢，要扛著幾十斤的糧食，搭山里出來的運煤車到學校為自己的孩子換飯票，晚上還要搭進山的順路車回去。山路本就不好走，搭這種貨車或運煤的車又要冒多大的風險呢？空車還好，要是裝滿了煤的車，他們就要蹲在堆得高高的煤堆上，一路顛簸，一路提心吊膽。很多時候，山區的同學，周末節假日回家也是坐這種運煤的車。那一年因為大旱，山區的小麥還沒有成熟就旱死在田里，農民只能將這些小麥收割回家，打下的小麥籽是青色的和秕的，一位同學的母親扛著這樣的小麥，艱難地從山里趕出來到學校食堂為孩子換飯票，學校食堂的管理員看到這樣的小麥沒辦法收購，把這位母親急得都哭了。”

　　博愛縣不是我國最為典型的山區縣，也不是最為貧困的縣，所以，張洪波少年時代同學的求學之路，在我國也不是最具有典型性、最為艱難。最近，網絡上有組《中國最艱苦與最奢華學校對比》照片，通過照片看貴州等山區中小學生求學之路的艱難，與東南沿海平原中小學生上學的“貴族化”比較，既讓人心酸，也讓人警醒。

　　但博愛縣山區的基礎教育狀況，卻在我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中科院成都山地研究所陳國階研究員對本報記者說：由于廣大山區受地理環境、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以及交通閉塞等因素的影響，山區教育發展基礎相對平原地區而言，極其薄弱，表現出了廣大山區，尤其是西部山區教育貧困的問題很突出。而教育貧困往往與經濟貧困具有緊密的親緣關系，教育的落后與經濟貧困交織在了一起，增添了廣大山區教育脫貧任務的艱巨性。

　　陳國階以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為例：涼山州山地占全州總面積的80%，平均海拔高度2500米~3000米，居住的分散性對其絕大多數兒童而言，上學的路很遙遠，最近的路需1小時以上，最遠的要5~6小時。導致了彝族邊遠山區兒童入學率低，入學年齡偏大的結果。在如此艱苦的環境下，山區的教師奇缺，僅有的一些教師的文化程度很低，這種教育水平對教育質量的提高是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千百年來彝族群眾居住在封閉、半封閉的高寒山區和“二半山”——通常海拔為1800米左右的丘陵山區，對外部世界了解甚少，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封閉生活。

　　而且，不少山區居民推崇“女子無才便是德”，這種觀念本來就